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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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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绝望的女儿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

─还学文─

 

 

东方集团的后极权主义制度解体之后

 

东方集团的后极权主义制度─捷克总统哈威尔语,指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九八九年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后,开始了向民主社会的过渡。然而这一转折,并不如人们所期望的,开创了一个从此充满光明与希望的历史新纪元。历史常使人们困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疆土的民族争端的战火,是政治经济改革的裹足不前,是普遍的社会不满与失望,是重新回到共产主义的呐喊,是对沙皇君主制幽灵的呼唤;内战的炮火差不多夷平了南斯拉夫,新生的民族国家雀跃於看不到尽头的战火与废墟之中,统一的德国已经证实世界的不安与忧虑:仇外的情绪与暴行籍着政府关于修改避难法辩论的煽情而急剧增长,右翼政党在最近的区域大选中甚至以超过百分之十的高票登堂入室地进入州议会;捷克、波兰、匈牙利也面临峻的经济问题……共产主义的潘多拉的盒子破裂了,释放出更加无法遏止的灾难,西方社会感到忧虑重重。

对於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研究的重新发现,正是处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背景之下。笔者虽然不敢苟同典型德国式的夸大其词的末世论,但是仍然认为重新发现阿伦特极权主义的研究,能够启发当前现实政治及其出路的思考。

汉娜·阿伦特,德国犹太人,一九○六年十月十四日出生於汉诺威,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逝世於纽约。阿伦特在康德的故乡柯尼斯堡长大,先后在马堡、弗赖堡和海德堡从师海德格─她十八岁到马堡学习哲学,据说爱上了当时大她一倍的老师海德格、胡赛尔(Edmund Husserl,现象主义哲学家)和亚斯贝尔斯(KarlJaspers,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一九三三年由于纳粹迫害犹太人而逃亡到法国,后移居美国。阿伦特在巴黎停留了八年,一九四○年到美国,在那里一直生活工作到逝世。

在美国,阿伦特专门从事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六三年至七○年作为政治哲学教授任教於芝加哥大学。阿伦特生前还是美国政治科学院、国家文学艺术学院和国际笔会美国分会的成员。汉娜·阿伦特以研究有关极权主义著称,她最著名的著作是一九五九年初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其他重要著作还有《论革命》(On Revolution,1963),以及研究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属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体系的社会哲学家与政治批评家,为德国当代文学与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亚斯贝尔斯及其哲学的专门著作。

 

极权主义一直是非常现实的威胁

 

阿伦特研究极权主义自然与她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亡者”的经历有关,然而如果把她的研究当成其自传性的引申来看的话,就大错特错了。恰恰相反,她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并不局限於法西斯主义,尚且包括斯大林主义,而且也不限于极权主义现象本身,而是扩展到它所以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政治关。在这个意义上,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具有超越个人、党派和时代的意义。

冷战年代初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这部书,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两种彼此极端对立的反响:绝大部分带着左派眼镜的欧洲知识分子将之视为火上浇油的反苏反共宣传;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却嫌她把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照他们的看法,斯大林主义的极权由于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伪装是更加有害的。今天看来,这两种反应都表现了对历史的误解。反对斯大林主义并不等于和法西斯主义结盟,而共产主义的消亡远非极权主义的终结。只要可能导向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问题仍然存在,仍未解决,极权政治就一直是非常现实的威胁。这是阿伦特当年告诉人们的,历史证明她是有远见的。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学著作,而是综合并分析现存各种刑事的极权主义制度与现象,从欧洲市民社会的反犹主义到表现为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大陆(指欧洲大陆)帝国主义,直至以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而臭名昭著的本世纪最残暴的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致该书出版社编辑安特伍德(Mary Underwood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回信中,阿伦特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她关于极权主义的历史哲学思考。安特伍德在信中提出,现代极权主义应当是一些特定因素的集合,而这些因素一定包含在现存的政治关系中,他建议阿伦特提出并分析这些因素及其与极权主义的关联。

阿伦特赞同安特伍德的看法。她指出:反犹主义、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国家与暴众的结合都是极权主义产生的要素。而在这每一种要素背后都隐藏着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反犹主义是对犹太人问题的一种回答,民族国家的解体提出民族间新的组织形式问题,……而对这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极权统治成为最大的政治诱惑。人们相信,只有极权才能提供最有效的政治解决。不是直到今天仍有相当部分的大陆“菁英”知识分子、“民运”人士持这一论证,主张在中国实行某种形式的极权政治─“新权威主义”,并且援引台湾为例。

重温阿伦特的极权主义分析研究,对后极权主义时代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警戒人们免於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

 

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社会政治根源

 

以对民族主义的分析为例。阿伦特批评反犹主义,但并不限于反犹主义本身,而是进一步分析了促成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社会政治根源,即民族国家。她指出,民族国家─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更关注种族的同质性。人们之间的差异性显然在异族人那里要比在同族人之中来得多,因此公众生活中民族国家总是表现出仇外的倾向。于是在文明社会中是国家导向的民族主义把野蛮社会的自然状态─奴役与杀戮异族─强加在那些失去国家与法律保护的异族人身上。现代国家的概念,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地域国家,国家不再是以种族等自然特性为根据,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地域为界限的政治共同体。近来兴起的“本土”一词同样是出于对某种人们无法改变的自然特性的界定,以此作为社会政治原则并不表示什么现代、或后现代意识,并且仍然要导致社会灾难。

阿伦特极权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的现实性,对于她那个时代和对于我们的时代。阿伦特是有远见的,并且阿伦特仍然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结束什么也没有改变,如果不放弃极权主义的政治追求的话。极权主义的终结在于政治观念的更新,在于人们摆脱极权政治妄想而终于能够认识到:政治行为是维持无穷多样、彼此相异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政治的目的是共存而不是取消对方,政治行为是对话与交易而不是战胜与消灭,政治权力不是强迫他人、而是与他人达到共识的行为能力。或者是由于认识到这一点而能够保全人类社会、或者是走向任何一种形式的极权主义而毁灭人类社会─纳粹集中营、古拉格群岛,全球性的战争或内战。

从这种认识出发,阿伦特尤其强调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在《论革命》一书中她推崇美国建国初期的总统杰弗逊强调公众参政的重要性。杰弗逊指出,如果只是在宪法上赋予公民一切权力,但却不规定任何切实的可能性以行驶这种权力,如果除了选票之外人民并无可能干预公共事物、表达他们的意志和施加他们的影响的话,那将是民主社会的一个致命伤。历史提醒民主社会不可忽视这个警告。最近席卷美国西部的种族动乱与同一时期德国的长时间罢工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如果社会没有提供充分的政治可能性,使人能够通过合法手段表达自己的意志、影响和干预决定其利益的政府政策的话,社会各种不公和因此导致的不满的暴发就会颠覆民主制度。

战后在德国有一年一度的劳资谈判,确保工人通过工会和罢工提出和实现其提高工资的要求。在今年的劳资谈判中,作为公共企事业雇主的政府以百分之○点六的差额挑衅性地拒绝了工会提出增加工资百分之五点四的要求,于是公共交通、公共卫生、邮电、铁路、机场雇员等进行了为期十一天的罢工,终于迫使政府让步,答应了工会的要求。一边是合理而非法的暴力反抗,一边是合理合法的政治反对;一边是以社会破坏为代价,一边是以重建社会公正和保持社会稳定为结果。建立有效的多元政治秩序是民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一切处在极权主义解体后向民主社会转型中的国家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没有社会公正,没有保证社会公正的制度,就没有社会安定,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一九九二年五月于德国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77期,1992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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