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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布洛赫与他的乌托邦哲学(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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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与他的乌托邦哲学

─还学文─

 

 

【作者按】在下面的系列中我想向读者介绍西方文化界对本世纪一系列著名思想家及其思想理论的再反思,这里提到的是一些特定的个人与群组,他们或主张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或主张“准”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代表为对现代社会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这样一些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在当代世界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这里主要的不是介绍这些思想本身、也不是对他们的诠释与引申,而是对它们的批判的考察。这些批判意见今天在西方社会同样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借此我希望能为读者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展示西方社会如何对待他们的文化思想遗产,如何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他们的前人,审视他们的预言到底哪些应验了,哪些是引人误入歧途的,哪些思想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今天仍然正确、仍然能够对我们有所启发,哪些被时间淘汰而成为过时。

本文不拟对布洛赫进行全面的考察,只是想通过揭示布洛赫其人其事的若干重要方面,提起人们对历史─一个人,一个事件,一种思潮,一个时代─的再观察与再思考。

 

 

 

一九八九年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时刻。经过这个历史的终点和起点,许多似乎已成定论的人和事都必须面对被复原了的历史,重新认识和评价。作为这样的人与事,布洛赫首当其冲。

 

布洛赫其人

 

布洛赫(Ernst Bloch)是战后西方名重一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哲学大师。他的《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乌托邦的精神》(《Geistder Utopie》),《主体与客体》(《Subjekt-Objekt,Erlaeuterungen zu Hegel》),《唯物主义问题》(《Das Materialismusproblem,seine Geschichte und Substanz》),《异化》(《Verfremdungen I und II》)一时成了西方新左派的经典。布洛赫一生从事哲学研究,在纳粹时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重将如阿多诺、霍克海默同时流亡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东德,一九六一年移居西德,一九七七年去世。这种经历在社会上造成他开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形象,作为精神领袖和道德典范,他在西方左派和六八年学运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如此,当时两个德国的官方也都对他表示承认。布洛赫一九四九年回到东德后,立即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的聘任,因为对发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一九五五年荣获国家奖。移居西德后,一九六七年布洛赫被授予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奖,以奖励他社会主义思想中自始至终的人道主义关怀。布洛赫的一生─从学问到做人─似乎达到了完美。

然而最新发现和披露的布洛赫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致当时东德总统威廉皮克的信打碎了这种似乎完美的假象;而且不仅仅是这一封信,从这一封信连带出许多布洛赫已往历史中鲜为人知的事件,显示出他生活中真实的另一面(1)。

一九四九年布洛赫以六十四岁的高龄回到东德,受到东德共产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并委任以莱比锡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在就职演说中布洛赫鼓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提出哲学最重要任务就是要“验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声称,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真理可言,所有古典哲学大师,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这一时期的布洛赫忠实地履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家的义务。即使他当年的得意门生也认为布洛赫对东德政权的积极而热烈的认同实在是有着哲学以外的理由。流亡美国期间他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上都很不如意,而来到东德后备受优遇,政治和学术上获得官方的肯定,他有充分的理由捍卫这个政权和它的意识形态。当时布洛赫生活上优裕,社会上受到尊重,到处受邀请、到处作报告,到处是鲜花和掌声,在美国封尘的书稿也得到了出版。个人心情舒畅,官方满意。

到了五七年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对他不满了,以至於他终于被迫离开大学移居西德。然而在其后为数甚多的采访中,布洛赫总是避谈这一时期。非谈不可的时候,他就声称自己是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上边提到的那封信在布洛赫通信集中也一再被“无意”遗漏。实事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有一封科学工作者的联名信递交到东德共产党中央,信中指责布洛赫的思想言论在一些人中受到欢迎,而那些人恰恰是工农政权所不能信任和依靠的,认为在科学研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布洛赫都不再适合继续担任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班人的工作,信中还提出布洛赫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上的立场与言论背离党的路线。最后据说也是因为在匈牙利问题上的立场错误以及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布洛赫受到批判并被撤销了所有职务。为了反击政敌的控告,四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布洛赫上书德国总统为威廉·皮克,并同时转给德共中央总书记乌布利希。

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总统先生!我曾经两次有幸见到您并和您谈话。第一次是在您授予我共和国奖章的时候,稍后是您向我颁发国家二等奖。特别荣幸的是,我能够代表全体获奖者致词,向您表示感谢,并且向您、德国人民最卓越的舵手致以亲切的问候。”对照於布洛赫鼓吹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行为,这种谗媚并倒也不令人意外。这一整肃实际上并不涉及那些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是一种内部清算。在稳定时期,官方需要布洛赫这样的学者为它装饰,而在动乱时期这种人就可能构成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布洛赫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表白,自己一贯忠心耿耿地为党服务,如果党需要,他情愿放弃自己教学科研工作。他反驳政敌的诬蔑,说自己对于匈牙利事件的看法与《真理报》完全一致。并特别提到,对於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他认为应该出兵镇压,而恰恰此时电台报告了苏联出兵的消息,布洛赫非常兴奋,“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我高兴自己表现正确。”布洛赫还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捍卫斯大林主义的功绩:我的大量政论文章表明我一贯是非分明、立场坚定,即使是在莫斯科审判的日子里我也保持了对于苏联的不可动摇的忠诚(2)。

布洛赫表白得太明确、太直接、太无掩饰,使任何进一步的说明成为多余。就象人们常常以特殊的政治环境、以政治压力和个人前途的考虑为理由原谅许多大陆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直至说谎与出卖一样,布洛赫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要求为自己开脱。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装扮成斯大林主义的牺牲者─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三十年代─,他在效忠信中极力表白并且要使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相信的恰恰是:布洛赫一直是一个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

在共产主义集权国家中,布洛赫的故事并不是例外。今天被开放了的原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记录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故事,各色各样千奇百怪。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务,受命接近他日后的妻子及其反对派朋友们,而且婚后十数年来一直监视并继续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他们的活动直到东德政权倒台之后,他的妻子却毫不知情。大陆上有位在海内外华人界都知名的知识分子曾经在前后不到十年时间内两度向不同的当局者写信表示效忠。其前是向“四人帮”效忠邀功,以求升迁;其后是得知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被人指控,而从海外向当局写信表示坚决支持这一运动。这些并不是少数个人的家丑,在这里受到历史责难的是几代在共产主义道德训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装饰得十分堂皇的道德“纯洁性”。

移居西德后,布洛赫一方面对其五七年的真实表现三缄其口,另一方面却貌岸然地大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德。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谈话中(3),他提出没有道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并断言一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出于道德的诉求而追随马克思主义的,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就是道德。他谈到自己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在莫斯科的《国际文学》杂志撰文呼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纳粹以“拯救道德”。当然布洛赫不仅写过“拯救道德”的反法西斯檄文,他还讨伐过托洛斯基,捍卫过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他的自我感觉很好,不仅当年,而且在事隔四十年、斯大林主义恐怖被揭发、被谴责之后仍然不改初衷。

一九九一年在东柏林的《感觉与形式》杂志五月/六月号上刊出一篇署名文章,直接而尖锐地批评布洛赫。文章的题目是“人们怎能相信,屈从是通向正直的必由之路?”,作者J.罗伯特·布洛赫,布洛赫的儿子。针对他父亲的理论,作者毫不留情地揭露所谓“革命道德”的荒谬与罪恶。他指出,如果被压迫者的行为与革命的至尊就是正直的话,那么以“革命”的名义毫无顾忌地践踏法律、蹂躏人类尊严、对革命对象的精神折磨与肉体消灭、屈辱与损害、出卖与帮凶,一切“正直者”“正直”的压迫与犯罪就不仅是“必要”而且是“正直”的了。儿子指责父亲不仅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公与骇人听闻视而不见,并一直以自己的哲学宣扬和辩护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罪行。作者认为,布洛赫的这种政治态度绝不能解释为“道德”,它不过是对专制的屈从与帮凶。

六八年前后,西方左派积极投入了当时的学生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关於这段历史今天还留有许多文字。布洛赫是这样,法兰克福学派也如此,但令人不解的是,两者之间很少有交叉与汇合。今天布洛赫重新成为话题,这个问题也重新出现。翻阅堪称卷帙浩繁的关於布洛赫的资料时发现,尽管大量是对他的肯定与赞美,但是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沉默。1979年出版的《Revolution der Utopie》(乌托邦的革命)(4)一书披露了不少材料,使之成为补充与旁证,诠释了布洛赫真实的哲学动机。

其中选登了一篇阿多诺的文章,一九四二年发表于美国的德国流亡者杂志《建设》,文章题为:“为布洛赫呼吁”(5)。文中阿多诺请求德国流亡者发扬团结友爱精神,救援布洛赫摆脱贫困的威胁,然而布洛赫的反应却相当冷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同样收入该书的布洛赫在一九七五年的谈话(6)中发现了事情的倪端。一九三七年布洛赫两手空空流亡到美国,想到当时集中了许多德国流亡者的社会研究所求职,可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从中作梗。阿多诺还写了上面那篇文章揶揄他。阿多诺何以如此呢?原来阿多诺看到布洛赫吹捧斯大林的文章,认为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从此布洛赫与法兰克福学派交恶,三十多年后布洛赫对此仍然十分愤怒。但他毕竟不能否认他写了那些鼓吹斯大林主义的文字。

 

布洛赫的希望哲学

 

布洛赫堪称当代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哲学大师。早在一九一八年他就出版了《乌托邦的精神》一书,该书此后多次再版;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流亡美国其间又写成《希望原理》,於他定居东德后出版,是为当代左派乌托邦哲学的经典。这两本书成为奠定布洛赫哲学地位的平生巨著。其后继续乌托邦的研究他在西德又分别出版了《希望的路标》(《Wegzeichen der Hoffnung1967,《趋势,潜在,乌托邦》(《Tendenz, Latenz, Utopie1978)和《告别乌托邦?》(《Abschied von der Utopie?1980)。布洛赫可以说是毕生致力于乌托邦哲学,死而后已。在西方社会即使是很少了解哲学ABC的人也知道布洛赫的鼎鼎大名,知道他的《希望原理》。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大师齐名,布洛赫对西方社会思潮有过、并且仍然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西方,关於乌托邦的思想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相比之下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有何新鲜之处,在社会上引起如此注意?让我们来到他著作以及他个人的诠释中寻找说明。

在一九七一年的一次谈话(7)中布洛赫解释了《希望原理》一书的基本思想。他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乌托邦已经不再是旧意义上的乌托邦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具体乌托邦”的概念(das Novum einer konkreten Utopie),而他的《希望原理》阐发的就是这种“具体的”乌托邦。在谈到卢卡奇对他的乌托邦哲学的批评时,布洛赫认为卢卡奇仍然纠缠于陈旧的“乌托邦”概念,把乌托邦误解为白日梦。为什么他的乌托邦就不是白日梦了呢,“具体的”乌托邦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的乌托邦。布洛赫提出,社会主义乌托邦指向人类幸福的未来,所以并不是盲无目的的空想(8)。这种乌托邦致力于解救苦难的,经济上依附于人的被压迫者;它提出具体的步骤、通过改造世界来创造到达理想社会的更大可能性(9)。这显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革命学说,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和稍微改变了一下说法而已。

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中布洛赫还“辨证”地解释了权力的概念,把暴力概念解释为历史的范畴,说恶是善的必要的补充。根据他的革命辩证法,“统治和权力本身是罪恶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还无法以其它方式消灭它们,就必须以同样的手段─手里握着来福枪,以强权为最高命令─对付它们。(“Das Herrschen und die Macht an sich sind boese, aber es ist noetig, ihr ebenfalls machtgemaess gegenzutreten, als kategorischer Imperativ mit dem Revolver in den Haenden, wo und so lange sie nicht anders vernichtet werden kann”,p.165)(10。这话听起来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的翻版。

布洛赫不光是世纪初这样想,而且到了七十年代也无任何改变。在一九七一年的这篇谈话中,对话者提出,在《乌托邦的精神》一书中布洛赫主张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与无产者必然结盟的思想,说没有无产阶级哲学理念是空洞的,而没有哲学理念无产阶级则不可能获得解放。他请问布洛赫,如何解释当代社会哲学长期与无产阶级脱节的现象?布洛赫回答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宣传鼓动,左派刊物必须唤醒劳动者,使他们自觉地以科学社会主义指导革命实践。在六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左派学生抱怨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缺乏热情,布洛赫告诉他们:单有鼓动者没有军队,知识分子当然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11)。

不必再作引述了,这一切明白地告诉我们:布洛赫始终保持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在他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放逐到西方、可以再度自由地从事哲学研究的情况下,他仍然一直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士,在哲学理论上他从来不曾“开明”过。直到一九七二年布洛赫还明确地强调:他绝不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然而在西方他却享受着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盛誉。

经历过那种制度的恐怖与荒诞,今天当我置身于由共产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解体而开始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而重读这些言论时,我只感到由衷的庆幸,庆幸恶梦终于过去:那个疯狂的时代终于开始成为过去,那些偏执而蛊惑人心的革命宣传终于开始贬值,那些以革命的名义炒作理论的名人开始悄然退去。

 

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布洛赫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看他的哲学。首先我想援引一位布洛赫哲学追随者。在《明镜周刊》1992/4的采访中,当年布洛赫在莱比锡的得意门生、五七年因布洛赫而受到牵连的Juergen Teller描述了他上布洛赫第一堂课的印象,“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尽管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但这就是哲学!” Juergen Teller一语泄漏天机。这绝不是耸人听闻:你绝不可能确定布洛赫要说什么,他的哲学是玄虚而不可理解的,而造就他的魅力、他在哲学上的盛誉的也在于此。

根据布洛赫,他的乌托邦哲学简而言之就是关於希望和可能性的哲学。让我们从这两个概念来窥视一下他的哲学。

布洛赫告诉我们,“现实性存在于希望之中(“...die Wirklichkeit selber steht doch in Hoffnung”)(12)。人们可以说希望附丽于现实,却不能反过来说现实在于希望,因为希望者即尚未出现、尚未存在者,它不能先於现实,这是常识的理解。然而按照布洛赫,现实并不是指称某种状态,而是整个“过程”,是“形成中”的实在性,“过程”的实在性。于是希望可以永恒地指向无穷的未来,可以永远不必实现,而仍然是现实的。但布洛赫也不排斥常识意义上的希望概念,说希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乐观主义。于是有人反驳,希望实际上常常引起失望。布洛赫回答说,希望和信心不是一回事,要是能保证不会让人失望,它就不是希望了(13)。人们说,布洛赫的论证失去了逻辑的一致性,但布洛赫告诉读者这是辩证的希望概念。这种辩证法的“希望”是永恒的“尚未到来”与“将要到来”。它许诺永远属于未来的美好,即使希望一直没有实现,它也没有欺骗你,因为未来不会终止,可能性总是存在,只要你继续希望,希望就总是现实的─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这并不是无害的废话,布洛赫赋予枯燥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魔力就在于此。不是直到今天还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失败还未成定局,不把社会主义实验继续进行下去,谁有权断言它的失败呢?一九六四年在与阿多诺的讨论中布洛赫甚至把幻觉也引入了希望、引入了乌托邦的范畴,主张对于丧失了乌托邦的良知与预感的现代社会来说,幻觉已经变成必要,变成性命悠关的了(14)。

布洛赫拒绝一个可以明确定义的、确定的实在性概念,而主张一种辩证法的“形成”的,“过程”的实在性概念。而这种“过程”如同“希望”一样是捉摸不定的。因为根据布洛赫,过程是某种“既未实现(noch nicht gewonnen),也未消亡的(auch noch nicht vereitelt)”的状态(15)。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谈话中,布洛赫把注重实事指为实证论的思想方法,并且批评实证论“就其反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和思想的运动而言,是保守的”(16)。而他所鼓吹的辩证思维,人们看到,就是随意改变而无所判断。

在一九七四年题为“唯物主义乌托邦的功能”的演讲中,布洛赫提出以“世界材料”(Weltstoff)的概念替代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他偏爱“世界材料”一词,是因为这个概念“更不确定”;而在他看来,“含混是最高的严格性的表达”(17)。辩证法哲学家布洛赫喜爱“含混”讨厌“明确”,把乌托邦定义为“一种关於可能性的学说”(18),而可能性,照布洛赫讲,是指主观上“尚未意识到”(Noch-Nicht-Bewusstes)的,客观上“尚未形成”(Noch-NichtGewordenes)的(19)。不确定是布洛赫辨证哲学之所以可能的基础:它无须对任何问题做出确定的解说、同时可以对任何问题做任意的肯定或否定。

布洛赫说他的这种“可能性”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确实有“可能性”或者准确地说“潜能”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他形而上学的中心问题。针对柏拉图的理念论所的理念作为本质是脱离并先于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的观念,亚里士多德提出: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真正的实体,才有独立的存在;存在于个体事物中的质料(物质)与形式(性质)相结合构成该事物的本质,使之与其它事物相区别;质料和形式作为事物的元质,是常驻不灭的。以橡树为例,橡籽之所以能够长成橡树,是因为在橡籽里面就已经包含了橡树的性质,它决定橡籽有可能发展成为橡树。亚里士多德比喻橡籽是“潜在”的橡树,橡树则是橡籽“本质”的实现,橡籽和橡树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形态而已。与布洛赫不同,亚里士多德是在确定了性质作为事物元质的实在性的前提下肯定事物发展的可能性的,并且这种可能性是指向确定的规定性而发展的,即是一种被规定的、现实的可能性。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76期,19928月)

 

注释:

 

1.见“‘红军到底什么时候开进?’恩斯特·布洛赫究竟是如何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布洛赫一封迄今尚未公开的信”,德国《世界日报》,1991416(“‘Wann marschiert endlich die Rote Armee ein?Wie antistalinistisch war Ernst Bloch wirklich? – Ein bisher unbekannter Brief im Streit um seinen Lehrstuhl”,inDIEWELT,16.4.1991)。

2.193738年布拉格《新世界舞台报》。

3.见“罗莎卢森堡,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道德─一九七四年与Rainer TaubeHarald Wieser的谈话”(“Rosa Luxenburg, Lenin und die Lehrenoder Marxismus als Moral- Ein Gespraech mit Reiner Traub und Harald Wieser,1974,p.208220),收在《与恩斯特·布洛赫的谈话》(《Gespraech mit Ernst Bloch1975Frankfurt)一书中。

4.见《乌托邦的革命》,Helmut Reinicke编辑(《Revolution der Utopie Texte von und ueber Ernst Bloch,hg.von Helmut Reinicke, Frankfurt & N.Y.,1979)。

5.见“为布洛赫呼吁”,载于德国流亡者杂志《建设》Nr.481948),并见于《西海岸》No.11241942)(“Fuer Bloch”,von Theodor W. Adorno,inAufbau,Nr.481948),ershienen in der BeilageWestCoast,No.11241942))。

6.见“关于被剥夺公职与学生运动的苏格拉底式断想”,收入《乌托邦的革命》一书(“Gespraech: Sokratisches zu Berufsverbot und Studentenbewegungvon Ernst Bloch  / Helmut Reinicke,S.7190,inRevolution der Utopie Texte von und ueber Ernst Bloch》)。

6.见“一个小人物的乌托邦和别的白日梦─与Gerd Ueding的谈话”,1971年(“Utopien des kleines Mannes und andere Tagestaeume Ein Gespraech mit Gerd Ueding”,1971),收入《布洛赫的谈话》一书,Rainer TraubHarald Wieser编辑(《Gespraech mit Bloch》,hg.von Tainer Traub und Harald Wieser,1975,Frankfurt),p.4157

7.见“关于向往乌托邦中的矛盾”的谈话,1964年(“Etwas fehlt...Ueber die Widerspraeche der utopischen Sehnsucht”,1964p.62),出处同上,p.5877

8.“关于正义道路的权力”的谈话,1968年(“Um das Recht des aufrechten Ganges,1968,p.121125),出处同上,见p.123

9.见“暴力的哲学还是暴力的哲学?”谈话,1972年(“Philosophie der Gewalt oder Gewalt der Philosophie?”,1972p.162175),出处同上,p.165

10.出处同注释(8,p.124

11.出处同注释(9),见p.172

12.出处同注释(7),见p.75

13.出处同上,见p.73

14.出处同注释(9),见p.172

15.见“颓废的遗产?”谈话,1967年(“Erbschaft aus Dekadenz?”,1967,p.37),出处同上,p.2340

16.见“唯物主义乌托邦的功能”,1974年(“Utopische Funktion im Materialismus”,1974p.288),出处同上,p.269291

17.出处同注释(15),p.37

18.出处同(16),见p.286

19.出处同注释(2),见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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