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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序代结束语——“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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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对阿伦特“恶之平庸”的争议和批评是一直知道的,这几年看到中文世界对这个词太多的错爱,于是找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一个关于恶之平庸的报导》认真阅读。结果就是下面这篇文章。】

 

蒙森序代结束语

这是最后一节“结束语”,企图以三十年前1986年德文本增订版的蒙森序唤醒中文界阿伦特恶之平庸的睡梦。

综上所述简而言之,《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阿伦特提出一个备受争议的说法“恶之平庸”,直接而尖锐地质疑执行种族灭绝“最后解决”计划的纳粹艾希曼的罪与恶、质疑耶路撒冷以及纽伦堡审判的正当性,大声疾呼地谴责纳粹种族灭绝中犹太人的自我罪责、一鸣惊人地称之为“黑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希望对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主要论点以及西文相关争论的介绍,有助于降温中文世界盲目的“平庸之恶”热。

《恶之平庸的报导》为典型记者式的述评结集成书,无论就内容还是体例而言都不成学术研究或系统理论之作。例如,文中大量援引他人著述却不名出处,再版时也仅补参考书目而已。1986年德文增订本蒙森序提及,对东欧犹太人灭绝的描述,阿伦特大量使用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当时刚出版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s,1961)一书材料,时而与作者的基本历史评价对峙,时而又持之以为自己的论据;日前发现有介绍西方关于阿伦特抄袭希尔伯格的公案的文章(高峰枫:“人人都在纪念阿伦特,我们却想谈谈她的那次‘抄袭’”)。

1986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问世二十年重版十四次之后,以德国当代史家蒙森序增订再版。一个不能更好的选择,研究魏玛共和国以降德国当代史大家考察阿伦特论纳粹艾希曼,序的分量自不待言。如今三十年又过,蒙森序价值依旧。序对阿伦特的史实陈述、资料源出评论翔实令人叹服;而关于阿伦特方法论及其思想背景的分析更无出其右。对开阔眼界、拓深思考,中文读者不可错失蒙森对于阿伦特其书求实的观察、严谨的分析和公允的批评,本文引蒙森序结尾。

阿伦特的公共言论长于讥讽、不避激化,即使对于犹太人种族灭绝那样严肃敏感的论题也不例外,“恶之平庸”引发激烈争议当不意外;而阿伦特却“没有充分估计到她艾希曼的文章引发争论的规模和尖锐程度”,序者蒙森直言,这才是需要解释的。
身为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蒙森指出,对犹太人工业化的屠杀当时一般人或许不尽知,但是“毫无疑问,德国人知道,那些都是公开遣送的犹太人必面临残酷的命运”。阿伦特于艾希曼犯罪行为发现“平庸”的地方,历史学家蒙森指出“纳粹制度即建立于对令人不适意或凶残现象集体排斥的机制,艾希曼是这一机制的典型,用无关紧要的美德【例如服从、勤勉、尽职,笔者注】论证屠杀的正当性”,而“官僚精英的道德冷漠,远在1933年之前”。

在阿伦特饱受争议的论题及其嘲讽挑衅的议论方式背后,蒙森注意到其中她特殊的个人因素:其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是她“德国—犹太人身份认同上的困境”—“主观上明确的犹太人意识与以观念论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德国文化传统无法割舍的连系之间的紧张”,还有“她对海德格从未真正熄灭的青年时代的恋情”,而出身同化了的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本质上“阿伦特始终保持为深入骨髓的布尔乔亚”。这些都不容忽视地参与影响了她对纳粹艾希曼的判断、对犹太人和战后纳粹审判的态度及其令人不无保留的表达方式。

涉及阿伦特的论题本身蒙森指出,例如关于“最终解决”阿伦特的解释漏洞不少,有的地方不自洽,资料来源上缺乏足够的证据”。

从思想理论上观察依蒙森,阿伦特“始终在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及其精英和非政治姿态的影响之下……她理论著作狭义政治哲学的局限明显地表现为排除社会问题在外”。论说方式上,“她闻名遐迩的知性的吸引力在于其独特的把彼此显然不相容的东西辩证地连接在一起的论辩”,“阿伦特典型的辩证法论证方式可回溯到她与早期存在主义哲学的密切接触。反历史的基本特征……也贯穿于阿伦特的所有哲学以及报刊文章中。她因此能够打破实证主义的专业化传统,把种种非常不同的时代体验以启蒙思想的名义知性地强制纠集在一起,以一种万有的结构展示她令人着迷的见解,自然也不免生拉硬扯的构造”,至于思想方法,蒙森一再直接而明确,“基本上,她没有方法,而是用印象派的移情把不同对象捏合到一个以本体论统合的整体之下”。

 

2015年3月完稿,2016年11月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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