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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为什么走红?——“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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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种种对中文读者也许是一个震动。在“恶之平庸”的原生地西方,这是确实发生过、白纸黑字有记载的事情。只是在这个词的中文在“拿来”过程中失真了,给了受众一个假象。真相不难了解,简要概括的西文辞书上都有介绍,沿索引的线索也可以深入;何况在一个网路时代,词条输进去,资料不怕找不到,只怕应付不了。偷工减料偷懒的“拿来”不必说是失职—有负受众也愧对原创,这样“拿来”出来的东西不必说没有价值。

读者也许会反问,对“恶之平庸”不是也有认可与好评吗,阿伦特在西方不也是很有名吗?是的。因此在动笔之前,笔者也阅读了解这个面向。读到那些对阿伦特“恶之平庸”的肯定,鲜少看到又新材料确证阿伦特的说法或深入的分析论证,大多停留在为阿伦特背书。

观察这个概念以及阿伦特本人在德国—这个特殊境遇—所得的承认,对于了解战后德国的历史不无意义。阿伦特及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在德国收获好评,是正逢其时,合了德国那个时候的社会气围:忘掉过去,对身后的“过去”三缄其口或避重就轻。面对对纳粹罪犯的审判和追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恶之平庸”出自逃离纳粹德国的犹太人阿伦特之口,可遇而不可求。奥斯维辛审判开庭的时候,法庭前的警卫对进入受审的纳粹被告行礼致敬,有图有真相,那是1963年底。

并且不止于战后德国当时的社会气围和时代精神,还有国家机构在身后。战后不是民主政府了吗?—不错。纳粹国家不再,但是纳粹国家的雇员联邦德国的新政府中基本留下,这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影响了政府政策、司法和行政。最近(2016)公布的德国司法部《罗斯堡文件—联邦德国司法部和纳粹时代》(《Die Akte Rosenburg – Das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und die NS-Zeit》)项目研究结果表明,1949~1973年间联邦德国司法部170名高级官员中有77%即134人有纳粹背景,其中90人为纳粹党员, 34人为冲锋队员,有15%直接来自纳粹司法部。

六十年代初期奥斯维辛审判阻力重重步履维艰,主持和推动奥斯维辛审判的黑森州最高检察官鲍尔在给朋友的私信中时有流露,“身在司法界如同置身于流亡”,“一走出办公室,就踏上一个充满敌意的外国”。阻碍和压力从何而来?来自国家—战后的联邦德国政府。以总理府为例,联邦德国初建的1953~1963十年间,掌联邦总理阿登纳总理府事务十年之久的办公厅主任即前纳粹司法部官员、参与制定和负责解释臭名昭著的纽伦堡种族法的格罗布卡(Hans Josef Maria Globke),他的职权包括建议部长任命人选,专设机制监视他们的忠诚度,建议并参谋总理阿登纳的重要决定。鲍尔在奥斯维辛审判结束不明身亡后被冷藏了五十年,2015年德国发行了一部故事片描述这位追诉纳粹犯罪司法人六十年代的工作遭遇,片名直曰《国家对着弗里茨•鲍尔》(《Der Staat gegen Fritz Bauer》)。同年英文拷贝上市,片名变成《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国家”改成了“人民”!然而,德语影片要说的故事恰恰是那样一个事实,国家在阻遏它的检察官追缉纳粹犯罪。

那个最终在耶路撒冷受审的纳粹要犯艾希曼战后初期的遭遇如何呢?1945年艾希曼化名被俘,1946年收买一被俘党卫军逃出,从奥地利再化名辗转到北德吕讷堡(Lüneburg)附近落脚隐藏下来一直到1950年。其间得天主教会帮助化名瑞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 Klement)取得进入阿根廷的许可,获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发放的人道护照(humanitarian passport ),在教会人士帮助下取道意大利终合法移民阿根廷,受雇当地奔驰汽车公司维生。那个时候,社会气氛并不怎么敌对纳粹犯罪。《图片报》2011年撰文披露,艾希曼匿藏阿根廷的资料联邦情报局1952年文件中有详细记载例如化名住址等等;如果没有鲍尔检察官的锲而不舍,纳粹艾希曼或能在阿根廷“平庸”以终。

从未雨绸缪匿名潜藏到千方百计逃出德国,可见艾希曼对一己犯罪的自觉,绝不平庸糊涂。纽伦堡审判 中,被告奥斯维辛典狱长Rudolf Höss对于艾希曼与此相关的罪行亦有证词。于是,要洗刷纳粹艾希曼,就要把他的罪感与逃匿归咎于对纳粹的法律追诉、归咎于纽伦堡审判、归咎于追诉纳粹犯罪的大检察官鲍尔和犹太人,这些也确乎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论题、以及该书初期在德国取得积极反响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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