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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本—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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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文本不仅重要而且根本,文本是理解和讨论阿伦特“恶之平庸”的基础和根据;背离文本,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一、 “平庸的恶”是误译

读者或许已经注意到,前面与“平庸的恶”并列还用了“恶之平庸”,两个说法形式和意义都不一样,中文“平庸的恶”是误译甚至谬译,对照原文清清楚楚。

(一)“banality of evil”是“恶之平庸”,非 “平庸之恶”

阿伦特的英文原文为“banality of evil”,语法上“banality”/“平庸”是主词, “banality of evil”指称“恶”之性“平庸”。中文“平庸之恶”则相反,指称“平庸”之性“恶”,更有中文论者自造英文“evil of banality”与其中文“平庸之恶”对应,可为误译之证。“平庸的恶”还有以“平庸”限定“恶”的意思,指称不那么恶的恶。西文中,“恶”是一绝对的概念,“平庸”则是相对的、可以有比较级的;以“平庸”限定“恶”于是不自洽。

从原文出发,对于“Banality of Evil”,中译“恶之平庸”原则上合意,“平庸之恶”不合,“平庸的恶” 则谬。中文世界对阿伦特的误读和误解,即是从“平庸的恶”或“平庸之恶”这样的误译开始的。本文将视不同语境,援引三种译法。

(二)恶vs.平庸—“banal”的含义

那么,词义上“Banality”译为“平庸”是否贴切呢?“Banality”的形容词词根“banal”,意为平常、无聊、司空见惯,乏味、陈腐、平淡无奇……,作为对事态定性的描述,如阿伦特说纳粹艾希曼服从、尽职、无思想、只关心个人前途为“banal”—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是在中文里“平庸”不仅作为客观描述更常有主观评价在内,例如说某人平庸就主要是对其个人气质抽象的贬义评价。对应“banal”的常见含义,中译“平庸”未必合适,因为没有体现“banal”基本的描述性意义。翻译要能够既贴切又简洁不容易,“Banality”译为“平庸”虽言简却不意赅,“庸常”或许贴切一些。一定要用“恶之平庸”的译法,则不可不知道“平庸”与原文意思上的距离,不可不在论述中廓清和补足原意。便利起见,本文从俗沿用“平庸”。

追究“banal”的语意是因为直接涉及到“恶之平庸”争论焦点,“恶之平庸”引发争议之不可避免起于这样一个问题,恶竟然能够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吗?!

(三) “平庸的恶” 是中文论者的诠释

常见中文用“平庸的恶”,说艾希曼既不奸诈,也不残暴,只是服从、尽职、谋求晋升,也不想自己在做什么,无思想而犯下滔天大罪;说是“极权体制下人们在意识形态裹挟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

除了“平庸的恶”的误解,以为阿伦特背书而言,这种说法大致不错,但是说艾希曼因平庸而犯罪却不是阿伦特的意思。恰恰相反,阿伦特的“恶之平庸”是说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平庸而已,因此才有对她为纳粹漂白罪恶的批评,才起了争议。与阿伦特从恶中见出平庸的论断相反,由平庸而至罪恶的推论是中文“平庸之恶”的思路。并且,“极权体制下人们在意识形态裹挟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的说法也不通:犯罪指因犯法而被惩处的行为,因此无责不成罪、无罪不刑罚;“无责任犯罪”则自相矛盾。如果“被意识形态裹挟”是无思想因而犯罪无责任,岂不所有认同纳粹意识形态的罪犯都可以无责无罪的名义要求无刑罚?!事实上这个不通起于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平庸”以至无罪的辩护,她的盛名阻断了中文读者的追问。难以置信,也是笔者阅读此书频繁经历的感受,以至不禁疑惑于自己的阅读和理解能力。

二、 “恶之平庸”文本—阿伦特的艾希曼图像 

如果不是艾希曼,就没有阿伦特的“恶之平庸”—那是她审判中盯住艾希曼的脸所“看”到的,也不会有之后那些激烈而经久不息的争议。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告”(The Accused)一节中,阿伦特对艾希曼之“平庸”有充分的描述,尽管没有使用这个词。“后记”一节中专有一段谈艾希曼的“恶之平庸”,所见引用多源于此。阅读阿伦特这段原文或者译文,对使用和介绍“恶之平庸”是必须,没有经过这个必须,“平庸的恶”无批评的滥用就不奇怪。

“后记”中这段“恶之平庸” 论是这样的:

“显然,被告、被告行为的性质以及审判本身所引发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都远在耶路撒冷法庭考虑之外。在‘跋’中我尝试探讨其中一些问题,那不再是一篇简单的报导。如果人们觉得我处置不当,我并不意外并且欢迎对整个事件的普遍意义展开讨论,越是直接针对具体事件越有意义。我可以想象,真正的争论是关于本书的副标题,我谈到恶之平庸严格限于事实的层面,指示一个现象—审判中盯住一个人的脸所看到的。艾希曼不是伊阿古【Iago, 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奸佞小人—笔者注】,也不是麦克白斯【Macbeth—莎士比亚戏剧中人,个性凶残—笔者注】,再没有比‘一心做恶人’的理查三世距离艾希曼的心灵更远。除了竭力求晋升,他再无其他动机;而且这种进取心也不犯罪,艾希曼又不想谋杀上司、攫取他的位置。说白了,他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严格说他缺乏想象力,以至于能够连续几个月坐在角落,面对审讯他的德国犹太人倾吐心愫,不厌其烦地解释他为什么只做到党卫军中校,未获晋升真不是他的错。原则上,艾希曼一切都很清楚。在对法庭的最后陈述中他谈到‘国家确立的价值重估’,他并不愚蠢。他就是没思想—跟愚蠢不同,这种无思想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大的罪犯之一。说来乏味【阿伦特用的是“banal”—笔者注】甚至好笑,即使以世界上最纯正的意愿,也无法从艾希曼那里发现任何深刻的恶, ……这种不现实和无思想会比人恶的本能加在一起更造成灾难。这是一个教训,既不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不是关于它的理论”。

关于“恶之平庸”的争议暂且不论,超越争论始终与阿伦特保持友谊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她的博士论文导师雅斯贝尔斯,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她艾希曼平庸的观点。1961年6月8日雅斯贝尔斯给阿伦特的信中写道,“现在你又回到以色列。此间,艾希曼显出另一面,个性的残忍。毕竟是一个行政谋杀的官僚,能丝毫没有非人的品质……?对这个人做出真正恰如其分的描述,对你绝不轻松” 。艾希曼审判历时13个月,纽伦堡审判一审历经1年,1965年奥斯维辛审判一审20个月,阿伦特论定艾希曼“恶之平庸”不足一个月: 1961年4月11日审判开庭,5月7日她带着艾希曼平庸的结论离开耶路撒冷。

“被告”一节中,阿伦特说有一大把心理医生鉴定艾希曼“正常”,对待妇女儿童甚至堪称典范。岂止艾希曼而且戈培尔,不仅举止优雅而且富于人道—雅利安人以外的一切“非人”不在此例。阿伦特认为以谋杀罪起诉艾希曼是个错误,她毫无纠结地接受了艾希曼的法庭自述:我绝不仇恨犹太人、从来没有杀害过犹太人、和谋杀犹太人根本没关系,相信艾希曼“绝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从来没有要杀人”。阿伦特抱怨,“没有人相信他。公诉人不相信他,因为这不是他的责任”,“法官不相信他……宁愿由他偶尔说谎就断定他是一个骗子”,雅斯贝尔斯的忠告毫无用处,阿伦特愿意相信艾希曼。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书中她对艾希曼同情的理解与对犹太受害者以及“战胜者”审判不满责难之间不加掩饰而充满激情的对立,每每令人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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