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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否定国际纳粹审判——“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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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耸人听闻,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一无法视而不见的主题。阿伦特对于国际纳粹审判的挑战,像她的犹太批评一样随意、极端而轰动。

对于耶路撒冷审判阿伦特近乎否定:一方面她质疑以色列究竟是否有权审判艾希曼,另一方面她辩护艾希曼为国家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结果无法避免的是否定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至于把对艾希曼的审判描述成受害种族的复仇、以色列宣扬其合法性的政治秀,则是阿伦特耶路撒冷审判批评的副产品—她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建国。

在没有遇见这些文字之前,对于阿伦特对纳粹审判竟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笔者不曾料想于万一;即使面对她的文字,仍然难以置信。

(一)劫持艾希曼和以色列审判

阿伦特多次申张,耶路撒冷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一样,都是战胜者的审判。这个说法实在熟悉,德国的新老纳一直不断地如此重复他们对战后纳粹审判的无奈与不满,出于阿伦特之口,又是意外。站在胜利者一边,并且通过非法劫持而至审判,这是阿伦特质疑耶路撒冷审判司法正当性的入门。

劫持之为艾希曼审判的障碍,自不待言;虽然如此,以色列劫持艾希曼与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仍然是两件彼此分开而且不同的事情。劫持艾希曼违背国际惯例并侵犯阿根廷国家主权,毋庸讳言。此一以阿争端后经联合国安理会介入以及外交途径而平息,阿根廷放弃了引渡艾希曼的要求。劫持的障碍消除后,就面临谁来审判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定不以劫持与否为前提,即劫持不能否决审判。根据国际法属地原则(territoriality principle),一个主权国家可在它领土之内行使司法权。西德无疑对艾希曼拥有审判权,因为作为德国人、艾希曼的犯罪行为是在德国主权领土上发生的,但是德国不要求引渡和审判艾希曼。阿根廷因放弃引渡也排除在外,况且那里十五年的刑法追诉期已过。当时也没有现成的国际司法机构可以审判艾希曼,虽有海牙国际法庭,但是作为联合国机构只限于审理成员国之间的法律纠纷(国际刑事法庭直到2002年才产生),于是国际社会接受了由以色列来审判艾希曼。对此,《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86年德文增订版蒙森序开篇即有说明。

此外,劫持艾希曼实际上有它不得已的原因和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艾希曼匿藏阿根廷的确切信息,西德至迟至1956年、甚至早在1952年就已确切掌握,但根本不准备引渡和审判艾希曼,这个立场未因他的劫持而改变,连艾希曼的辩护律师都是以色列付费,联邦德国不想和他发生关系。回过头可以说,不是劫持就不会有艾希曼审判,纳粹“最终解决”的犹太人种族灭绝真相至今还会藏在黑暗中。把艾希曼匿藏消息传递给以色列的是法兰克福检察总长鲍尔,1965年德国奥斯维辛审判之父。审判结束两周后,1968年7月1日鲍尔被发现死于住所的浴缸,享年不足65岁。和阿伦特一样,鲍尔也是犹太人和纳粹德国的逃亡者—这可以不关紧要;和阿伦特不同,鲍尔视罪恶为罪恶而非“平庸”,为审判罪恶重建正义,他竭尽努力、付出了生命。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阿伦特因“恶之平庸”声名鹊起;鲍尔留下奥斯维辛审判,让后世永远铭记、拒绝并阻止反人类的罪恶。

(二)阿伦特挑战纳粹审判的司法正当性

不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不知道阿伦特奚落、指责和否定耶路撒冷直至纽伦堡审判;不读阿伦特的文字,不了解她对纳粹犯罪的“理性”护航。而这,又超出了常情常理常人通常可以想象、理解和接受的界限。白纸黑字无法回避,阿伦特的中文论者必须面对、思索和修正先入为主的盲目之见。

(二•一) 质疑以色列的审判权

阿伦特的批评基本上否定了耶路撒冷的司法权及其审判的法律正当性,她认为耶路撒冷审判“侵犯了司法正义”,与纽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战后审判同为败笔。

首先她批评耶路撒冷审判违背国际公法中禁止回溯原则和属地原则。禁止回溯原则禁止将现行法律应用于既往,阿伦特提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行为发生之时以色列国尚未存在;且艾希曼的行为不是发生在以色列领土,耶路撒冷审判因此又违背了属地原则。属地原则禁止一个国家对领土以外行使司法权,允许的例外为援引其它原则,例如被动人格原则或司法普适性原则。当境外罪犯为本国公民或本国公民为境外犯罪受害者的情况下,被动人格原则允许主权国家延伸它的刑法权到境外;为纳粹种族灭绝受害者的犹太国民,以色列于是有权审判艾希曼。而司法权普适性原则,允许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受罪犯或受害人个体属性、罪行发生地域及其所属国家法律限制,对于那些针对人类全体的犯罪行使司法审判权。

因此,司法普适性不仅是耶路撒冷而且是纽伦堡审判所本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国际刑法原则。伦敦宪章授权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一切反人类罪包含种族灭绝罪,无论它们是否违犯罪行发生所在国家的法律。阿伦特拒绝耶路撒冷援用司法普适性原则,无异对耶路撒冷审判合法性釜底抽薪。她甚至指责耶路撒冷审判不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出于犹太人作为受害者的复仇。阿伦特重复艾希曼的辩护律师,说犹太国家审理对犹太人的罪犯违背了保障法律公正的回避原则(涉入案情者要回避司法审理)。此处,阿伦特忽略艾希曼之罪不是艾希曼个人对犹太人个人的犯罪而是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以色列因司法普适性原则而行使司法权。彼处,阿伦特又强调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反人类罪,坚持反人类罪就不能由以色列而一定要国际法庭审判。记者阿伦特女士的论断,随时应需求因地制宜。

(二•二)否认纽伦堡审判的司法正当性

战后的其他纳粹审判均援纽伦堡审判为先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阿伦特对耶路撒冷审判的否定无可避免直指纽伦堡审判,她直称,“尤其必须承认,耶路撒冷审判的失败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不比纽伦堡或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战后审判更严重”,明言 “耶路撒冷法庭的一些失败恰恰是由于太紧跟纽伦堡审判的先例了” 。

伦敦宪章作为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基础:

还在二战结束之前,1943年10月成立的联合国战争犯罪委员会(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提出战后审判战争犯罪的建议,成为1945年伦敦宪章(London Charter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的依据。伦敦宪章确立盟国美英法俄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德国战争犯罪,成为纽伦堡审判的法律基础。伦敦宪章宣布,国际军事法庭审理轴心国的战争犯罪、反和平罪和反人类罪罪行(法规第六条),审理罪行不局限于某一地区、也不论罪犯为个人还是组织成员(协议第一条),尤其明确规定“被告公职—无论是作为国家首脑还是政府官员,不成为被告免罪和减刑的根据”(法规第七条),换句话说,依据1945年伦敦宪章,阿伦特1963年想出来的“行政犯罪”,不构成对艾希曼审判的障碍和免罪的根据。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审判宣判十二名德国纳粹首犯死刑,2016年纽伦堡审判七十周年德国的纪念活动一致指出,纽伦堡法庭审判反人类罪,是现代国际刑法的里程碑。没有纽伦堡审判就不会有人权宣言,不会有本世纪设立的海牙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对一系列反人类罪的国际审判。这一切都是伦敦宪章原则的继续,当年面对纳粹国际审判,阿伦特明确站在民族国家司法主权—具体说纳粹德国的司法主权的立场,反对司法普适性原则。

耶路撒冷审判的法律根据:

以纽伦堡法庭的模式,1950年8月9日以色列通过了《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处)法》(NNCL:Nazis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 5710-1950 ),奠定了日后耶路撒冷审判的法律基础。 NNCL以1945年的伦敦法规和1936年的刑法法典(CCO:Criminal Code Ordinance)为依据,规定审理反犹与反人类的刑事犯罪与战争犯罪。否认耶路撒冷的审判权,必然导致颠覆纽伦堡审判的司法正当性。

阿伦特vs. 司法普适性原则和纳粹反人类罪:

阿伦特反对耶路撒冷法庭以纽伦堡审判为例援用司法普适性原则,说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被起诉“不是因为他对人类犯罪……而是他对犹太民族犯罪”。艾希曼的犯罪行为显然不在两个个体之间,阿伦特是要求审判以纳粹对全体人类犯罪为条件吗?

阿伦特书中曾援引纽伦堡审判首席检察官泰勒(Telford Taylor)讨论反人类罪,然而在被援引的那篇文章“艾希曼一案的普遍问题”中泰勒明确指出,“宣称杀害犹太人是对犹太人犯罪的危险含义在于说它不是对非犹太人的犯罪……纽伦堡审判的基础是,针对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暴行一样是违背国际法的犯罪……以受害者宗教或民族的名义而不是罪行的性质定义犯罪,完全背离时代需要和现代法律趋势”。泰勒关于反人类罪以及对它审判的司法普适性原则的观点,和阿伦特不能自洽的立场却是彼此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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