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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对犹太人的苛vs. 对艾希曼的宥—— “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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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纳粹艾希曼“恶之平庸”的辩解平行,阿伦特对犹太人的批评和指责构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另一主题。对被种族灭绝的犹太人的苛评以致冷嘲,与对艾希曼同情的理解成鲜明对照。没有料到会读到她这样的文字,阿伦特倍受非议不奇怪。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全书十六节,其中一半用于处理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解决”的议题;然而其中大量篇幅是在谈犹太人,谈犹太人与迫害者的合作、他们对自身灾难的重大责任。阿伦特的尖刻指责引发激烈争论,也是出生于德国的著名犹太学者肖勒姆惊愕于阿伦特谈论人们生死存亡的那种冷酷与“幸灾乐祸”的口吻,直言“毫无心肝”。
 
(一)阿伦特论犹太人“自我毁灭”的罪责
怎么看待对阿伦特的批评?首先要看她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关于犹太人“自己对本族被灭绝的责任”,她谈了很多,这里仅择要摘录一二。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4年英文增订版首页篇幅不长的“致读者”中,阿伦特对纳粹的种族灭绝即表质疑,“‘最终解决’的犹太人牺牲者总数—四百五十到六百万之间—只是猜测,从未得到证实,具体到每个国家犹太受害者的数字也是如此” 。 “法庭”(The House of Justice)一节中,她指责法庭只事审讯和判决,而对那些在她看来远为重要的问题不闻不问;例如:“为什么是犹太人”和“为什么是德国人”的问题,这种提法直接让人联想到今日德国右翼和新纳粹常见的口号,以及“犹太人如何因为其领袖的通敌而走向毁灭”,“为什么他们如羔羊般走向死亡”等等。然而阿伦特首先须要说明,为什么她这些问题对于法庭应该比审判艾希曼更重要?毕竟,法庭的任务是审判艾希曼及其在纳粹种族灭绝中的犯罪,而犹太人是这一犯罪的牺牲者。
“后记”中阿伦特说她这种批评是对犹太历史的反思。具体地,阿伦特言之凿凿:“柏林对犹太人最后的围捕,没有行政和警察措施上犹太人的协助无法实现,如我已经提到的,那完全是犹太警察完成的。……一样的现象在更大的范围上,也适于那些被送到波兰被处死的犹太人”。普遍地,阿伦特一概而论:“凡犹太人生活和有公认领袖的地方,那些领袖均几无例外地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这样或那样地与纳粹合作。总体的真相是,如果犹太人没有组织群龙无首,可能会一团混乱、灾难重重,但受难者总数一定不会高达四百五十到六百万之众”。
更有阿伦特最张扬的激愤:“在灭绝族人中,犹太领袖的作用毫无疑问是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最强烈的自以为是:“始于本族的不公,自然比外族加诸的不公更令我义愤” 。
自然谁都有权选择他对什么更义愤,但表达的前提对任何人皆无不同:他的义愤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他的根据必须真实的。阿伦特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表明她关于犹太人“黑暗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陈述是确实的。
 
(二)第三者旁观阿伦特
作为第三者的观察,《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86年德文本的蒙森序提供了一个与阿伦特议论值得注意的对照。德国人、保守自由主义者和德国当代史学者的身份,以及在战后四十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二十年和阿伦特离世十年之后的距离,奠定了蒙森观察的资格和蒙森观察的价值。
在阿伦特眼中,“耶路撒冷审判的历史意义,在于揭示了‘在怎样骇人的程度上犹太人参与了协助组织自身的灭亡’”,以致“没有犹太人组织领导人的合作,‘最终解决’不可能达到那样的规模”。蒙森直言不讳,这种说法“被纳粹种族灭绝的幸存者指为冷酷无情与狂妄傲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阿伦特那种尖刻嘲讽的口吻,对于她所谈论的题目深刻的悲剧性失了分寸。
作为纳粹德国史专家,蒙森确认“犹太居民委员会、德国犹太人联合会和党卫军之间存在着普遍的强制合作”。全国性的犹太人联合会(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本身就是纳粹当局建立和支配的,直接隶属纳粹帝国安全部(RSHA)和秘密警察,犹太人必须加入;基层还有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管制犹太人,委员由纳粹当局指定。阿伦特激烈指责犹太领袖与纳粹合作,对此蒙森提问,她为什么没有对合作的强制性做出说明?阿伦特责备犹太人缺少反抗意志,直至还有“没有反抗的可能性还有不作为的可能性,不合作并不需要成为英雄”的冷嘲 ,蒙森质疑,为什么她不追究犹太人缺乏反抗意志背后的原因?
不仅对经历过纳粹时代的德国人蒙森而且对于后来人如笔者,以人之为人的平常心,都感到难以理解和接受阿伦特的犹太“批评”和结论。她的问题出在哪里,智力上,还是道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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