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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六十后vs. 阿伦特——“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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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艾希曼,阿伦特写了一本不薄的书;似是而非长篇大论,对纳粹犯罪的态度暧昧不明。1964年到德国与菲斯特的广播谈话中,阿伦特大谈年轻一代对纳粹德国历史真相没有兴趣。事实上,追究纳粹时代发生了什么、父辈做了什么在德国正是从六十年代逐渐开始,也是西德六八学运的一个重要动机。阿伦特的判断至少表明,她对时代精神缺乏感觉。

下面援引一位德国六十后的一段话,清楚明白毫不含糊,使阿伦特“恶之平庸”的炫目顿时黯然。作者德国人,1964年出生—与阿伦特为艾希曼辩护之书德文本同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以反人类罪判处二十年徒刑的纳粹巴杜尔•冯•席拉赫(Baldur Benedikt von Schirach,1907-74)是他的祖父,作为纳粹维也纳行政长官,他于1940到1945年间主持驱逐和遣送维也纳犹太人。这是费迪南德关于他祖父文章(“你就是你”( “Du bist, wer du bist”)中的一段话 :
“我祖父的行为完全不同。他的犯罪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冷酷而精准。这些犯罪是在办公桌上计划的,有讨论、有记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决策拍板。他说过,把犹太人赶出维也纳是他对欧洲文化的贡献。在这句话之后,一切心理分析都成为多余;一个人的罪责如此之大,有时所有其他因素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那个国家本身就是犯罪的;但这并不能使他这样的人免于罪责,因为是他们建造了这个国家。我祖父犯罪,不是触犯了文明脆弱的表层;他的那些决定,不是出于鲁莽、不是偶然、也非疏忽不周所致。今天在刑事审判中我们都会问,被告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作为、是否理解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区分正义与不公。所有这些问题,对我祖父一案,可以很快得到解答。正因为如此,他的罪责尤其严重。他出身于一个几百年来都承担着社会责任的家族,他的童年是幸福的,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整个世界都向他敞开;他原本可以轻易地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他不是无辜获罪。这些始终是最终给一个人量刑的前提”。
以常识和作为执业刑法律师对法律的理解与经验,费迪南德确认祖父“不是无辜获罪”,犯罪的国家不能免除罪犯个人的罪责,关闭了所有为纳粹犯罪开脱的后门,包括阿伦特的“恶之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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