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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希曼的“平庸”—阿伦特的想象——“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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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希曼1906年出生于德国,1932年在奥地利加入纳粹,1934年纳粹在奥地利政变失败被禁,艾希曼逃回德国,1936年起任职纳粹特别处理犹太人问题的部门。1939年帝国安全部(RSHA)成立后他负责犹太人“移民”,1941年犹太人被禁止移民,迁移局改为“犹太人局”,人称“艾希曼局”。1942年艾希曼出席了纳粹 “最终解决” 犹太人“问题”的万湖会议,作为局长他负责主持实施 “最终解决”的犹太人强制遣送计划,遣送犹太人到德国和纳粹占领下欧洲各地集中营。

阿伦特书中“被告”一节援引艾希曼的庭上辩白“我和屠杀犹太人没有关系。我没有杀过一个犹太人,也没有杀过非犹太人,我根本没有杀过人。我没有下令杀犹太人,也没有下令杀非犹太人。我统统没有做过”之后,阿伦特断言:艾希曼“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缺乏想象力,没有思想”,“谁也无法从艾希曼那里发现任何深刻的或是魔鬼的恶”;阿伦特深信,“他绝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从来没有要杀人”。
“被告”一节中阿伦特转述艾希曼律师以不违犯纳粹德国法律为由的无罪辩护:艾希曼那些行为不是犯罪而是他国无权审判的国家行为,而服从国家是艾希曼的义务,“胜了受到赞美,败了就被绞死” 。阿伦特几乎持同一观点甚至更强,“不可否认,这种犯罪是在一个‘合法’的秩序下发生的”,而“如果一个犯罪行为因基于命令可得减刑,那么对艾希曼最高刑罚的判决就难说得通”(《恶之平庸》 “后记”)。艾希曼的律师以“国家行为”之名辩护艾希曼无罪,阿伦特则以“国家理性”作支持国家行为的论证:“国家理性”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基于“国家理性”的犯罪行为作为维持国家生存的紧急措施不受法律制裁”(《恶之平庸》 “后记”)。
艾希曼回忆他巡视集中营的经历,“我掐了自己一把,以便确定这是真的、不是梦境。我甚至忘记测试致人以死要持续多长时间,而这正是米勒〔Heinrich Müller,纳粹帝国安全部部长〕派我到那里去的目的” ,他直言不讳,“我要诚实地告诉你们,我们撵走了一千万犹太人,要是杀了他们我会更满意,我会说,好,我们灭掉一个敌人”,“我可不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一般人,要那样我就是个白痴了,我自觉参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荷兰前纳粹记者萨森(Willem Sassen)1956年开始采访艾希曼,文字稿经艾希曼本人修订。1960年5月23日艾希曼被劫持到耶路撒冷宣布逮捕后,萨森将部分采访副本卖给德国《明镜》、《明星》周刊和美国《生活》(Life)旋即杂志发表) 。
阿伦特关于艾希曼没有思想、不明所为、甚至全无深刻之恶这种夸张的一厢情愿,令人惊异而不能不问,孰是孰非?要是阿伦特正确,那么审判纳粹的耶路撒冷法庭就错了、那些批评她的人就错了、法庭的证据和批评者援引的史料就错了,艾希曼的行为和历史也不真实了……然而常识而言,事实、史料、证据必要比口说心想靠谱。如果阿伦特错了,争议蜂起就不足为奇。
是肖勒姆口中阿伦特崇拜者的特点多少也适用于偶像阿伦特自身—“只不过是会摆弄字母”而“不用脑子思考”?还是她那挑衅的表达方式只为表现自己“不受束缚”的思想与雄辩? 大师级学者的观察不是无的放矢,思想上的混乱必有其心智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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