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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人论“恶之平庸”及其争议——“从平反艾希曼到否定战后国际纳粹审判—关于阿伦特的‘恶之平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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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再版修订“后记”中阿伦特明白确认对“恶之平庸”存在争议,并且反复重申此乃她的一个说法,不是什么理论。提出这两个要点,希望中文论者和读者一则了解对“恶之平庸”的争议确有其事,其次,“恶之平庸”从来不是理论。

(一)作者对争论的态度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1964年再版阿伦特在“致读者”中提到,“后记”中增加了有关争论的议题。关于对“恶之平庸”的争议她说,“我可以想象,真正争论是关于本书的副标题”。“后记”一开始阿伦特甚至用了“有组织的围剿”、“操纵舆论”这样的论战字眼,争论的激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在自由社会一个争论绵延半个世纪而不绝,显然不可能始终有组织地操控。
“恶之平庸” 半个多世纪的争论历史足以表明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说法没有被普遍接受和一致肯定、不是定论、不是教科书、更不是经典。“平庸之恶”的中文论者对此先要有一个基本了解,而后言说和论断。这种必须的功夫可惜大多被省略了,此其一。
 
(二)“恶之平庸”既非学说也非理论
中文读者、尤其是中文论者不能不了解,“恶之平庸”不是理论,阿伦特自己书里书外反复重申。“后记”中她说,她的报导“不讨论犹太民族这一空前的民族灾难、不阐述极权主义、也不考察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人的历史,更不是对恶之本质的理论分析”;“恶之平庸”“是一个教训,既不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也不是关于它的理论”;说她谈论恶之平庸“严格限于事实层面,指示一个现象—审判中盯住一个人的脸所看到的”。几乎同样的内容多年后她再度重申,“几年前报导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中我谈到,‘恶之平庸’—既非一种理论也非某种学说,而是指非常实际的一种现象—恶行” 。然而,恶行是事实而不是任谁可以随意从谁脸上解读的什么;前面提到的斯坦尼思女士就是“想用史实和阿伦特辩论”,表明艾希曼不是她从他脸上看到和解读的那样。
 
(三) “平庸”的语义—阿伦特的反常解
1964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德文本出版,阿伦特应邀出席出版宣传活动。在与她的广播谈话(广播谈话有录像和文字) 中,菲斯特(Joachim Fest,1926-2006,《法兰克福汇报》副刊资深主编、《希特勒传记》作者)提到“恶之平庸”引起许多误解,阿伦特对此表示意外。
她说,人们以为“平庸”是普通寻常平淡无奇的意思,我可不是那个意思;我绝不是说,艾希曼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个人内里都有个艾希曼。要是听到某人对我说一些闻所未闻非同寻常的东西,我会说,异乎寻常的平庸!我说平庸如同说卑劣(minderwertig,意残、次、劣、贱等),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平庸的 。“平庸”即“卑劣”?!思维同一律和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阿伦特一概不必?!公共言论不是变戏法,阿伦特教人如何能认真对待?
无论如何,阿伦特“恶之平庸”的说法不是理论,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中文世界为“平庸之恶”的后理论建构—从《极权主义的起源》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从“平庸之恶”回溯到“极端之恶”的种种 ,既然无根据也就无意义。摘章引句,虽捷径亦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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