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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会斗争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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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月是春季是花季,在德国更是游行集会的季节,在四月的复活节和五一劳动节。复活节游行传统主题是和平反战—从反冷战、反核军备到反美,近年来日渐式微,颜色由绿而红—左翼成游行主力,主题本土化。

和复活节不同,五·一游行的主题是利益而非政治,唯一能和工人“运动”或“斗争”沾上边的,是零星的滋扰闹事。五·一游行,与其说是工人运动不如说是工会活动;当然,工会更重要的活动是组织罢工,

工人运动毋宁是共产党的专利—当然是在它夺得政权之前,无产阶级革命离不开无产阶级。革命一朝成功,工人阶级便尽失运动的权利—不能有独立的工会、不许向无产阶级政权要求自身的权利。还好共产主义革命错过世界性成功,自主的工会有机会在地球上继续生存,实实在在地作为劳工的组织、为了劳工的利益。

 

工人运动的前世今生

 

至少一百五十多年前欧美产生了工会,争取劳工利益。英国的行业工会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到1872年工会得到国家承认—民主政治一座举足轻重的里程碑。传统上,英国工会高度非政治化,颠覆性革命的理念在工会中没有市场。英国工会覆盖率很高,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保持工人和雇员的52.2%,撒切尔政府时代受到重创。和欧洲的情况不同,初期美国工会的角色更类似保护人:入会要求高额入会费或工资提成,工会会威胁以致武力胁迫业主雇佣工会会员。后来被引为国际劳动节的51日,是芝加哥工人1886年大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德国行业工会产生于1848年大革命,18781890年间工会活动被俾斯麦政府全面禁止;纳粹上台后工会再次遭禁,工会会员大部分转入纳粹的全德劳动阵线,计有两千五百万成员,尽管并无强迫要求加入。

工会活动始于争取劳工利益,初期没有合法地位,工会斗争普遍与左翼政治运动联合。获得合法地位之后,追求劳工利益工会无需假他人之手,非政治化成为现代工会的基本特征。看五·一游行的口号便一目了然,要“公平的机会,合理的工资”、要“正派的工作、可靠的养老”,不是要推翻政府“解放”工人阶级,是民主政治保障劳工的自由。偶尔也见社会民主党给工会站台,那是寻求工会的支持;偶尔也见工会力挺某一党派,那是它的政策恰与工会的诉求合拍。

 

工会自治和国家中立

 

现代民主社会,谈工人运动不如谈工会职能,工会运行而不运动,活动偶尔为之例如罢工。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收入,工会产生于争取劳工权益的斗争,历经一个多世纪目标依然,变化的是斗争的方式以及工会的职能—从非法组织到不可或缺的公共社会机构。

对于工会的地位、职能和权限,德国有明确、详尽而复杂的立法。宪法第九条保障公民结社自由,其中第三款明确承诺公民旨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改善工作条件结社和斗争—即组织工会和劳工斗争—的权利,严禁任何限制或阻碍行使该项权利的国家干预。由此延伸出工会自治权,即劳资谈判及其协议及施行不受政府干预,包括罢工之为谈判手段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工会自治、罢工自治与工资自治。

工资标准的调涨,通过工会与雇主之间定期的劳资谈判达成;协议不仅对工会会员有效,而且同样惠及行业中非会员劳工;雇佣合同中,协议的劳动工资标准享有准法律的地位。今天,劳资谈判已成工人斗争的主要形式或者说工会的基本职能,劳资间的利益冲突不是通过对抗而是通过谈判和协商求得解决,大大降低了冲突成本而有力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成长,到头来是劳方、资方和国家三赢,所以三家都自愿严守规则。民主社会不是没有问题没有冲突,只是解决的方式合理有序而已。

民主社会必须要有维护劳工利益的机制,像德国今年引入最低工资,就是多年工会斗争的结果,工业国家中劳工也面临压低工资的剥削。简单地给当代西方社会的工会行为扣一顶左派的红帽子而不以为然,是想当然的偏见。

   

罢工—作为劳资谈判的杠杆

 

毕竟是利益冲突,协商一致不是能轻易达成的;双方各持己见,劳资谈判难免陷入僵局。角力之间,罢工就成工会最有效的压力手段,以重大的经济损失威胁和迫使对方让步。记得九十年代初一个盛夏,城市卫生系统劳资谈判数度陷入僵局,直到环卫系统总罢工,几天下来居民与城市垃圾堆积腐臭,作为雇主的政府迅速回到谈判桌前和工会达成协议。

虽是罢工,亦严整有序。法律保障雇佣劳动者罢工权,公务员除外—他们可以组织工会但禁止罢工。一开始是警告性罢工—短暂局部有限,若是仍然谈不拢则正式罢工—正式罢工要经会员投票批准、下限为75%,若是其间谈判重开则罢工取消或提前中止。凡举罢工都要适时提前宣布,让雇主和罢工波及的社会和民众有可能调整应对。

即使罢工直接影响到公共生活—例如公共交通行业的罢工,乘客公众的第一反映还是理解—理解罢工的正当性。对于飞行员罢工就有保留了,高薪了还要高?!了解到罢工要求廉价航线飞行员与汉莎同等待遇—工作条件、飞行时间和工资,转念汉莎的紧缩会影响到飞安,乘客便也无多非议。这是一种平和、理性和同理心的反应。然而第三者,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无能施加影响于罢工。

有可能直接回击罢工的是资方,诉诸法律。始于去年秋季持续至今的火车司机罢工中,雇主就动用了这一手段。11月间火车司机工会的四天罢工中,铁路局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提请法院紧急禁制罢工,被法兰克福劳工法庭驳回。无论如何,劳资谈判的结果最终还要出于双方的协商。

 

马拉松—劳资谈判新常态

 

以往劳资谈判持续一周两周、个把月,总能走出僵局,谈成正果;如今却可延续通年,依然前景未卜。去年开始的国家铁路局(国家为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唯一股东)和火车司机工会(GDL)、汉莎航空公司和飞行员联合会(VC)这两对劳资伙伴,就是这一新常态的先行者。

2014年中以后开始的劳资谈判中,火车司机工会工会要求提薪5%、每周减少两工时,国家铁路局回应:一次性加薪350欧元。工会回应以罢工,谈判时断时续,罢工持续不停:从区间交通扩展到长途快车、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一次两次直到第七次第八次,罢工持续从三小时到整整6天—德国铁路罢工史之最。双方就是谈不拢。

劳资谈判期间劳动部长表示支持唯一谈判(Tarifeinheit)规则立法,一个行业、一个工会伙伴—会员最多的工会、一个劳资协议。铁路局拖延谈判,若立法通过则GDL自动出局,谈判要求不高的铁路和公共交通工会(EVG)会员七倍于它。GDL认为这个动议侵犯工会自治的原则,以持续的罢工迫使铁路局回到谈判。这一冲突显然超出了此一具体的劳资谈判或规则的细节,而涉及到工会自治的原则与其社会成本之间的平衡。

飞行员联合会和汉莎航空公司的劳资谈判马拉松时间更长,从去年四月至今已经一年有余。提薪之外工会的重要诉求是确保旗下5400飞行员继续享有提前退休过渡付给规定,飞行员因故可55岁提前退休,得薪金60%的付给直到65岁正式退休。汉莎以没有法律根据为由宣布自2016年起取消过渡期规定、飞行员一律65岁退休。这个决定对中青年飞行员意味着养老金危机,如果他们在65岁之前丧失飞行能力被淘汰出局的话。

424日三天罢工,5400飞行员停飞, 3800次航班取消,汉莎一次性损失七千五百万欧元。2014年汉莎九个月盈利八亿五千万欧元,罢工损失一亿七千万欧元,到今年318日汉莎飞行员第七次罢工。2015429日,在罢工损失两亿两千万欧元之后,汉莎航空公司总裁施波尔(Carsten Spohr)表示愿意接受第三者调停、协商所有问题。第三者介入调停,是劳资谈判走出困境的另一途径。

五月即将过去,无论是铁路还是航运,罢工还在继续,冲突还未过去,谈判依然还没有结果。

 

二零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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