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还学文]首页 

还学文
博客分类  >  其它
还学文  >  未分类
遇见许良英先生(三)——一段任其错误二十九年的爱因斯坦译文

50513

 一段任其错误二十九年的爱因斯坦译文

类似的不应当,我在许先生那里一再不期而遇。

在华夏文摘许先生的博客里遇到“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2008)[16]一文,由此了解到许先生对爱因斯坦一段著名文字两易其译的经过。许先生这两度误译的历史,远离了人们对学者的一般期待。

爱因斯坦那段文字对于中国读者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涉及到中国社会热衷和动情绪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技?”那是爱因斯坦1953年4月23日给斯威策(J.S.Switzer)的回信,英文原文如下[17]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这段话,许先生前后有三个译文。

一、1976年第一译文

第一译文见于《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1976年初版第574页: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试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页注中有,“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18]

译文最后一句“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是错误的,“在中国”是译者添加的解释,原文中没有这个词组也没有这个意思。

二、1983年第二译文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第二译文修订如下:“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 ,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 发现通过系统的试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最后一句的第二译文改为虚拟语气,更加错误。并且无论是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还是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都已是译者的诠释,而这些诠释在原文中并无根据。

1983年的第二错误译文一直保持了22年,到2005年。

三、1998年错失纠正的机会

在第二译文之后十五年1998年夏,许先生想起托他的学生胡大年在美国查找爱因斯坦信件原文,胡大年找到爱因斯坦原信及另外两封相关的通信[19]。12月20日,他将上述三封信同时寄给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并且特别在信中转述了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许先生也认可的Klein教授的意见[20]:“我与Martin J. Klein教授和F.L.Holmes 教授讨论过关于如何理解Einstein 的回信,特别是信的最后一句话的问题。他们都认为,Einstein 信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使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不论在何处或被何人,】到底都被做出来了(and that’s enough!)。”由此看来,《爱因斯坦文集》中的中文译文中,译者在最后一句中所加入的“在中国”三个字,是因误解原文而导致的误译。“在中国”三个字应该从译文中删去。Klein教授认为,Einstein 在其回信中并未就关于古代中国人是否做出了信中所述的两个发现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Martin said that Einstein was not an exper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China.  It is probably irresponsible for him to make such kind of judgment on this important question.)Einstein的意思是:究竟谁做出的那些发现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们毕竟被做出来了!”

用括号中的英文胡大年先生传达了Klein的意思,“爱因斯坦不是中国科技史专家,对他来说对如此重大的问题作那样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为此,胡大年先生此间还专门与许先生通电话讨论爱因斯坦信中最后一句的译文。

我非常理解学生胡大年对许先生的拳拳之心,他希望许先生这句在他看来明显错误的译文务必得到纠正而消失。就像2003年仲维光收到许先生9月1日的后公开信立即回复许先生,告知他所见西文“几乎所有的有关革命的解释都是从哥白尼日心说开始,无论是有关科学哲学还是社会问题都是如此”,希望因此能够避免许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发生错误。然而,仲维光的良苦用心也没有奏效,一如1998年胡大年的信息未能说服许先生放弃自己错误的“虚拟式”译文。

四、2005年的第三译文

2005年,许先生给出了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第三译文:[21]“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最后一句“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的译文,还是不确切。正如胡大年回忆许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商榷,“新译文中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正确的,但似乎尚未把原文的语气完全表达出来。这里的难点,在于如何翻译‘at all’”,这一句的意思当是,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发现竟然作出来了。

爱因斯坦这句话一译三稿历时前后近三十年。出错以致再错都不足为怪,令人费解的是, 1998年底尽管胡大年的书信与电话、尽管科学史家Klein言之有据并且极具说服力的意见,许先生为什么坚持不修正他的误译?对正常的学术研究而言,令人难解。

五、“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译文讨论修订年表诉说了什么

1.     许良英先生错误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初版,卷一,574页,页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

2.     许良英先生错误的第二译文虚拟式“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再版,卷一,574页,页注未说明修订。

3.     1998年4月陈明远[22]著文“对爱因斯坦的误读”批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译文为误译,提出他的译法“如果这些发现果然做了出来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不幸,陈译与《爱因斯坦文集》第二译文同样错误。

4.     1998年夏,许先生请回国探亲的学生胡大年在美国查阅爱因斯坦复信原件,查阅结果胡大年于当年12月20日复信告知许先生[23]。第二误译依然维持。

5.     1999年7月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先生“关于对爱因斯坦的误读问题”一文在《大学物理》刊出[24],文章列出《爱因斯坦文集》第一译文、陈明远译文与作者自己的译文,指出前两者为误译。

6.     2005年5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何凯文“谁的‘发现’令爱因斯坦惊奇”一文,批评许良英先生《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与第二译文为误译。文章早在2004年10月提交《自然辩证法杂志》[25]

7.     2005年6月出版的《走近爱因斯坦》一书中,出现许先生修订的基本正确的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

8.     2005年9月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 —兼答何凯文君”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发表。

这是以事情发生顺序排列的时间表,时间表上最后发生的一项—2005年许先生的“兼答何凯文君”一文是关键。对爱因斯坦那段文字的翻译及其修订过程,是在时间上最后发表的这篇文章中见到许先生提起的。如果没有这篇文章,中文读者就难了解1976年第一译文和1983年的第二译文是错误的,它们的译者不是胡文耕而是许先生,以及接近正确的第三译文出现在哪里。

一、人们一直以为第一译文的译者是胡文耕先生,因为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页注“本文由胡文耕同志译”,迟至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许先生说,“当时我把‘these discoveries’误解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发现,于是译文中加上‘[在中国]’”[26] 。29年后许先生才无意中让读者知道,那是他的译文。

二、 修订而仍旧错误的第二译文,《爱因斯坦文集》1983年再版未加说明(574页注也未注明),许多读者例如1999年批评许先生译文的北大物理教授张之翔先生就没有提到这个第二译文。到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才见许先生说明有过22年前修订的第二译文:“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出版后不久,有人从海外出版的李约瑟著作的中译本读到爱因斯坦这封信, 发现其译文与我们的译文有分歧”, “经再三考虑后,我把它理解为虚拟式。1983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三次印刷时,我就把此信最后一句改成‘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 [27]

三、通过2005年“兼答何凯文君”,人们才了解到1998年胡大年为许先生收集到原始资料转达权威专家的意见,才了解北大物理系教授张之翔著文商榷表示不同意他的译文,才知道却不理解许先生何以不为所动,又继续坚持错误的第二译文七年之久。后来是什么撬动了许先生的固执令他在2005年转变,尚未见许先生有文字谈到。

或许要感谢何凯文的批评造成了一个契机,促成了许先生的改变、并在“兼答”中谈到这段历史。何文投稿到《自然辩证法通讯》是2004年10月29日,发表是2005年5月10日,其间许先生有机会得知杂志中与他相关的稿件。与王瑞智合作新书《走近爱因斯坦》的出版计划是在2005年2月[28],该书使许先生有机会在多年之后“愉快地接受了胡大年、Martin J. Klein和张之翔的意见”,修改维持错误22年的第二译文。

耗时几近三十年接近正确第三译文仍然差强人意,但是这样的结果总强似固执于错误。问题是,这是《爱因斯坦文集》中唯一的“美中不足”吗?

六、许先生所以固执的“逻辑”

在2005年《走近爱因斯坦》一书中许先生给出的第三译文为“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仍未译出“at all”。对“at all”的理解对许先生应不构成问题,对于爱因斯坦这句话意思上的强调却是不可或缺的。许先生第三译文的定稿继续表现了他的固执,他所固执的可能是什么呢?

1998年许先生不接受胡大年所转达的Klein教授认为这句话不能理解为虚拟式的意见,“以为这样会出现逻辑上的矛盾”[29]。然而从爱因斯坦的英文文本以及Klein教授对爱因斯坦思想背景的说明,很难看出放弃虚拟式译文会出现什么样“逻辑上的矛盾”,反而是保持虚拟式的第二译文与原始文本、与爱因斯坦的思想背景与科学态度发生矛盾。或许有文本及事实之外的许先生的“逻辑”,阻止他面对文本、面对实际、面对真实的爱因斯坦?

一、爱因斯坦对个人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自觉,对自己知之不详者不擅加评论。许先生不能想象对于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科学这样的大题目爱因斯坦怎么会不表态,置文本与材料于不顾,强爱因斯坦在“大是大非”面前发言。爱因斯坦有灵一定要祈祷,“圣弗罗里安,放过我家,去烧别人的房子吧”(Heiliger Sankt Florian, verschon'''' mein Haus, zünd'''' and''''re an!)。

二、作为科学史学家许先生当会了解,并不负面看待历史上中国人没有发展出形式逻辑和经验科学的,并不只爱因斯坦,例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Nathan Sivin)亦持同样的态度。从文化多元的视角出发并且对历史做历史的观察,不难理解这种态度。但是许先生唯西方一元论的“逻辑”则与这种多元文化的态度不相容,他就提出过 “当时中国和印度的文明能及得上希腊吗?”(2001年7月28日致仲维光,指古代世界文明)这样不通的问题。

三、爱因斯坦始终惊异于宇宙的奥秘、惊异于人们微弱的观察与思维能力竟然能感知和理解宇宙的秘密。正是出于这种惊异, 才有爱因斯坦给斯威策信中的最后一句话,“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令人惊异的是竟然作出了这些发现”。许先生对这一句话理解上的困难看来不在语言上,而在对爱因斯坦思想的了解。了解爱因斯坦这种惊异,理解他这最后一句话就不难。但许先生把自然科学的实在论误解为唯物论[30],把科学简化为对客观事实的规律性认识[31];这种观念与爱因斯坦“物理学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32]、物理学家“创造了基本的理论思想”以及“在物理学中,先验的框架是和经验事实一样重要的” [33]思想彼此背离。许先生对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中的最后一句话顽强的误解,与他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教条有关。

七、不在乎学术规则

许先生擅改爱因斯坦引文已出乎意料,爱因斯坦一文三译的始末更动摇了我对《爱因斯坦文集》学术质量的信任。如果在《爱因斯坦文集》1976年初版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形成,如果1983年再版前言或后记及注解中如实说明译文的修订,如果1998从善如流正确修订译文并发文告知读者;整个事情会简单、有效、并且负责任。这些可能做到,但是许先生没有做到。许先生晚年(2008年)文章“与席泽宗先生商榷”又添类似的败笔,我已不再奇怪。教条至上,其它就不重要、甚至不存在了。

无意中遭遇许先生“与席泽宗先生商榷”[34]一文,注意到文章也涉及爱因斯坦那段译文。席泽宗先生1983年~1988年间任自然科学史所长,大学读天文学,后从事中国天文学史研究,著述甚丰[35]2007年第85472号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席先生也曾在《科学通报》作编辑,其间发表“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录来讨论超新星的爆发与射电源的关系”(《天文学报》1954.2),“我国历史上的新星记录与射电源的关系”(《科学通报》1955.1),“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1955.2)等重要研究。同一时期许先生在同一部门,不同的是他作党的领导,负责出版审查,写作为政治宣传文章。

许先生“商榷”一文援引席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文中爱因斯坦致斯威策的中译文,并注解说明,“席文引用的是1976年《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一版的译文,最后一句译错了,这里改用2005年的译文”。怎么能在批评文章中随意调换援引文字,许先生没有想到这是不可以的么?

我于是找到席泽宗先生“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 [36]一文查证,其中爱因斯坦的那段译文如下,“在我看来,中国的先贤们没有迈出这两步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这分明不是许先生1976年的第一译文“……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与许先生第二译文“……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做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和第三译文“……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也不同。那么,许先生注解所言不实,而是自己制作的事态。既无自律、又无对事实、对他人精神劳动的基本尊重,差不多是恶作剧了。

有意还是无意?毋宁信为无意吧,—老大哥的心态,以致无意于学术研究中不可触犯的禁忌。这是发生于2008年的事情,许先生八十八岁高龄,文章发表于那一年10月。席先生没有作答,于同年12月27日去世,八十一岁。

 后话

就个人而言,与许先生的相遇早成过去,不足为记。在许先生身后与他的不期而遇,作为历史和时代的见证,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记。

 


[16] 许良英:“是爱因斯坦错了还是李约瑟错了?──与席泽宗先生商榷”,见《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6期(2008)

[17] 见胡大年:“言传身教二十余载:许良英先生和我”。

[18] 《爱因斯坦文集》卷一,p. 574,①

[19]  出处同注17,一封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汉学家Arthur F. Wright写给著名科学计量学家普赖斯教授(Derek J. de Solla Price)的信,建议将爱信收入正在编辑中的爱因斯坦书信集,信中同时介绍了信的来历及斯威策的背景。另一封是普赖斯教授写给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Oppenheimer)的信,请将信件转交给负责收集和编辑爱氏的材料的人。

[20] 出处同注17。

[21] 第三译文首见于《走近爱因斯坦》,与王瑞智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22] 见《文汇报》1998年4月16日。陈明远1941年生于上海,因十几首诗与毛泽东诗词近似,在文革浩劫中惨遭迫害。

[23] 同注17,“大约在1998年夏天,我在回国调研时拜会了董光璧老师和许良英先生。交谈中,他们都委托我去爱因斯坦档案查一查爱氏的原信”。“12月20日,我将上述3封信同时寄给了董、许两位先生。在信中,我还写道:……”

[24] 该文刊载于《大学物理》月刊1999年No.7。《大学物理》1982年创刊,为重要物理专业杂志。张之翔1928年出生,北大物理系教授。

[25] 何凯文,1971年出生,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研究生,研究方向:科学史和科技哲学。该文2004年10月29日交稿,隔年5月发表,见http://mr.gxiang.net/upfile/ebook/129/634527392094616764102.pdf。/25

[26] 见许良英:“关于爱因斯坦致斯威策信的翻译问题—兼答何凯文君”,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27] 出处同注26。

[28] 出处同注26。

[29] 出处同注26。

[30] 见许良英《爱因斯坦评传》,三、思想和人品,1. 哲学思想。

[31] 引自1990年4月24日致仲维光,“凡是以客观事实(现象)为研究对象,并探求其变化规律的,就是科学。……这也正是人类理性的能力。

[32] 见《爱因斯坦语录》,p.155“物理学概念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它绝不是唯一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尽管看来似乎如此”,原文自Albert Einstein & Leopold Infeld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33] 见《爱因斯坦语录》p.157,“自伽利略以来的全部物理学历史证明了理论物理学家的重要作用。他们创造了基本的理论思想。在物理学中,先验的框架是和经验事实一样重要的”。

[34] 《科学文化评论》第五卷第6期(2008)第92-101页。

[36] 《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2期(2008)第71-76页。席泽宗(1927-2008),科学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