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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人难免尴尬事—点评顾彬和龙应台的莫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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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大陆官媒一面倒地唱旺,其中有外国汉学家顾彬的迷途知返,也有龙应台的雀跃盛赞。

 

顾彬迷途知返

 

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当天,一直走红大陆的德国汉学家顾彬出人意料地迎头痛击,说莫言作品没思想、说他获奖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坏;声音发在海外,通过德国之声的采访(德国之声中文网,11.10.2012)。顾彬一直是受官方欢迎的汉学家,在大陆讲学、出书、获奖,莫言获奖之时他便人在大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 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他响亮地唱合中国官方,对德国社会大众宣称中国作家完全享有写作和出版的自由。果然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须要认真对待顾彬的转变么?要知道,这种批评态度是要以从大陆出局为代价的。人们还未走出惊诧,顾彬已经弃旧图新:时不过一周,顾彬即称要“重新思考”,公开唾弃先前的批评“老套”“过时”,转而衷心地唱旺莫言了(顾彬、陈晓明谈诺贝尔奖下的中国文学,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12-10/26/c_123872761.htm)。他及时地重归自我。顾彬的翻云覆雨虽略显突兀却不足为怪:因为合了官方的拍节他才得以在大陆走红,与官方保持一致是这位汉学家声名利益之所系,在大陆失宠出局对他乃不可承受之重。悔改对他已成必须,虽朝秦暮楚而不能辞。尽管幡然悔悟,顾彬还不免被大陆官媒讥为前倨后恭。他会感觉难堪吗?也许。机会主义,看来不是政客与商家的专利,权与利之所在,虽“文人”“教授”亦不能免;难堪不过是一时的感觉,于利益不外一种必要的牺牲。学术的标准、人格的尊严早已在放弃,再来一次不过是五十步百步之别;尴尬与否,已无足轻重。

 

龙应台尴尬不觉

 

那一边是表白自己不喜欢台湾、台湾也不喜欢自己的德国人顾彬,这一边是台湾的文化部长与知名作家龙应台女士。

她赞莫言获奖“意义非凡”,使之成为“一个能让所有的华人拥抱、也被全世界尊重的华人”, 希望他能 “让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什么是普世价值”。龙应台的意见在大陆之所以受到欢迎、之所以得到重视,不必说是迎合了官方的口味,也在于言者台湾文化官员的特殊身份;虽然大陆官媒回避这个身份而予以“华人著名作家”的头衔。作为台湾的文化部长,对莫言获奖理当表示祝贺,希望大陆领导人因此认识到普世价值,也不失为代表官方适度而积极的表态。

双重身份不必一定产生困扰,问题出在定位不明。为官能说的有限,无论关于政治还是文学;作家可以自由谈,只是要守文学谈的规则而忌泛政治。拎得清就不会尴尬,当然也难浑水摸鱼;拎不清可以浑水摸鱼,自然难免尴尬。但是像对莫言“人民作家”定位这样的文学化政治表达、对莫言“非政治”的强力申辩,就既逾官员的度又少文学的质。是纯粹个人抒情呢还是迎合大陆官方,是以作家身份自由发言呢还是借官员身份发挥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第二天1012日,自由亚洲电台台北专访龙应台,“他长得就很有喜感哪,他胖胖的一团哪,他常笑啊,你看看他的创作,他就是一个标杆,用方言给他的力量,使得他的文学那样充满着土地的元气”(http://www.youtube.com/watch?v=ejxDxbeXHnk)听到音频才了解,闻其声远胜观其言,原声所传达的信息要丰富得多。采访中龙应台女士兴奋如青春期少女,声音柔美动听,只是那感性洋溢的表达并不提供多少可资讨论的实质内容。

1018龙应台女士接受BBC中文部采访话莫言(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multimedia/2012/10/121018_vid_long_yingtai_intv1.shtml),经过时间的沉淀,语气已稍收敛,话题无非政治与文学。言及政治龙应台认为,莫言一得奖就“问他的政治立场,以及在政治上他做过什么事情”,“就说他的政治态度如何”,不仅“奇怪”而且也“不应当”。理由是“作家和政治的关系”是“个人的选择”,而“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应当“ 允许”并“尊重”作家个人选择如何“面对他的政府、他的国家、他的社会”。

这话是对谁说呢?大陆不是一个宽容而自由的国度会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政治选择自由,尤其是那些与国家和政府立场不同的选择。莫言获奖,批评的意见—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文学的,在大陆官媒概被屏蔽,除非当作反面教材用来批判,便是外国人顾彬也不能外。对此,龙应台女士当不会一无所知。那么要求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是对谁喊话呢,—莫言的批评者?在大陆,他们还不享有选择批评的自由,无“宽容”可奉送。这一番超然的反政治高调,对大陆官方却是一可遇而不可求的姿态。

在批评之声沉寂的大陆,龙应台莫言得奖“太棒了”、“意义非凡”那不避夸张的盛赞充斥网站。得官方捧场、对官方有用,也是一种承认;龙应台可能不觉得尴尬。莫言官方“作协”副主席的显赫头衔、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百位中国作家之一、还有官方举国体制对他获奖大张旗鼓的欢庆,莫言耀眼的政治光环无可以回避,怎么能要人避而不谈呢。那种“非政治”的貌似超然、那种为莫言力争政治自由的高调,龙应台女士真不觉得有些牵强、有些奇怪、有些可笑、有些尴尬吗?!

龙应台女士呼吁“回到文学的初衷”,要求“单纯”地看莫言的文学。那么纯文学地,她看到了什么?择要例举如下:

1.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从生长着红高粱的泥土里、从中国土地长出来的文学家

2.通过他的文学作品,能感受到莫言拥有一个率真的开放的心灵

3.莫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方言,使得他的文学充满了土地的元气

4.以他的乡村经验和拥有的方言,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最泥土的人就最国际”,最民族的也才是最国际的

5.通常我们会认为,在一个约束很多的社会里成长的人,创造出来的东西也会受约束,可是莫言的想象力,既泥土又狂野,既荒诞又现实。

这些言论中,有多少是实质的文学相关呢?几乎没有。貌似文学的大话不过是或政治或宣传的蹩脚的装饰。

龙应台的“人民文学家”为大陆官媒援引之最,当然不奇怪,“为人民创作”是共产党文艺路线的核心;奇怪的是龙应台女士怎么就命中了这个靶心?如此思维辅以她的文采,给莫言获奖写贺信,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共产党中央常委李长春龙应台必更胜一筹。而“人民的”、“泥土的”不成其为文学品质的“标杆”,龙应台女士自然是明白的。她的文学背景难道就是为了适时地屈尊文学为政治的工具?!她的从政是幸还是不幸呢?

谈到方言,接近文学了。至于“最泥土的就最国际”,那不过是特定时空下的宣传而已;对文学国际化,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另有主张,“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两者言说的位置不同而已。要是莫言没有中奖,则这些话毫无意义,尽管文学、莫言的文学、世界的文学继续存在。像是感受到莫言 率真的开放的心灵”、他的文学充满了土地的元气”这类议论,感性充溢,却不必是文学批评。

作为政治人物,言政是龙应台的职业;谈论大陆的事情,台湾有它的局促。不便说的,龙应台女士并非不可以沉默,然而她太不甘寂寞。对莫言获奖,龙应台会言不由衷、逢迎甚至阿谀;这些也或可理解或可接受,但总有一个界限;但是龙应台发言表态不设限。在敏于事的兴奋中,她忘了,过犹不及。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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