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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流失—德国大学体制的一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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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的瓶颈

 

中国话说“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这话用在德国人身上才更确当。德国人凡事严守规矩,小致居家大到社会;他们因此严谨而有效率。可是他们太崇尚秩序,规矩一经确立,就极难变易。德国教授遴选严格是个好传统,但是等级森严不容逾越,明显不利鼓励成就、罗致人才。多年来精英持续流失,取得教授资格而拿不到教授职位的精英流出大学,流向国外;他们出走为理想的发展、也为稳定的生活,更因为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的困境。这一届奥运会游泳强国德国几乎全军覆没,不少项目甚至没有出线。权威人士直言,问题出在国家队的结构与体制,它内不能面向个人外不能面对世界,严重限制了运动员发展的个人空间。

发达的德国有它的问题,体制与结构僵化不能应变而成为阻碍。这里是近年发生在德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些令人忧虑的真实故事。

 

中年精英的出走—一个人的故事

 

这是精英的外流,从德国到美国。

T.S.1963年出生,1982年中学毕业,1987年大学毕业,1989年取得核物理博士学位。他很优秀,要知道在德国文科中学要读13年,当时男性还有15个月的兵役。博士后做研究,生活靠着从四周到两年不等的短期项目维持,合同短、变数多,很不稳定。1996年他在明斯特尔(Münster)大学得到一个C1的教授职位,可以作稍长时间的规划,他准备完成教授资格论文 。在德国教授分四等,C1C4C4为正教授,有研究助手和办公室编制,C3为副教授人员设置差很多。两者都要具备教授资格且通过公开招聘;两者都是终身公务员(免缴社会保险),待遇不菲。C1C2相当于助教,要求博士资格,雇员位置,合同26年。2000T.S. 通过教授资格拿到C2,未来六年的研究和生活有了着落。2001年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德国著名科研机构—给了他一个重要的航天项目,还许诺2003年出资在明斯特尔大学设置一个基金教授的位置以供他继续研究 。年届四十将得到一个固定位置,他计划购屋。不幸,2003年马普所收回承诺,四十岁上终身教授的梦一夕之间破灭,T.S. 还得走一步看一步。这一时期研究上却进展顺利成绩斐然,2006年到达科研生涯的一个高峰:他所发展的一种分析技术成功地应用于行星学,分析美国航天飞行带回地球的彗星尘埃。六年的合同到期,2007年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按部就班地失业了,他已步入中年,为了事业也为了生活,他选择离开德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在那里,他得到了理想的研究环境、满意的工作报酬,还有对他的工作与成就的社会承认。

T.S.非常出色,大学毕业后只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学位。但是从博士后到教授资格却拖了十一年,此间他必须研究、生存两头奔波,常常无法两全。做项目研究,合同几周或几个月不一,没有常年的。奖学金呢,一年为底限,看成绩论延长。最好的机会是得到大学雇佣,期限26年不等,可以专心研究。但如果是兼课的自由职业者,就报酬低期限短,只敷谋生了。从博士后到教授是一条动荡而不安的“合同工”之路,比一般的雇佣劳动者更不安定,因为雇佣合同在德国大部分是无限期的,法定雇主不得无故解约。

取得教授资格后,前面依旧是漫长而不安定的“合同工”之路。终身教授的门很窄,应聘者也许有1/10能够挤进去。那90%都已人到中年成家立业,在大学体制终点的搁浅意味着在学术事业上“报废”。T.S. 还是幸运的,他外流出德国,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前行;“报废”了的那些同仁,则被挤出学院、抛出学术的轨道。不幸,不仅对于他们个人,也对于学术、社会和国家。

 

中年人才的搁浅—许多人的故事

 

这是另一种人才流失,人数众多的人才流失;完成了博士学位或者教授资格的中年学者,从学院、从学术研究中流失。

伊丽莎白·R.1998以最优等成绩取得教授资格,其后却以记者、编外讲师作为自由职业者为生,教授的位置她没有拿到。而且一旦做了编外讲师就难指望正教授的位置了,因为规定教授不得从本校聘任。她在德国东部波茨坦大学做过兼课教师,一门课一个学期153欧元,她说这点钱仅公交车票,还是1973年的计酬标准。伊丽莎白·R.写了一本书《Zur Kritik Europäischer Hochschulpolitik》,批评欧洲博洛尼亚的高校改革(Bologna Process)将把整个欧洲大学推向私营化,将埋葬欧洲大学的传统——自由的研究与教学,这是一种毁灭大学的改革。

奥拉夫·J.2002年拿到博士学位后一直奔波在几所大学做兼课教师,固定位置在大学教员中只占2%。在过去十年中,兼职教师人数增加了40%,到去年德国全国有兼职教师77000名,承担着大学中几乎一半的教学任务;对于大学的预算而言,是真正的低投入高产出。但他们的生活质量直接影响着大学的教育质量,这也是产出。

教书对不少“合同工”教员来说只是副业,他们的生活重心在完成博士或教授资格论文甚至是为应聘C4教授积累教学时间。照马蒂亚斯·N. 博士看,这种临时工教员差不多就是教育系统的“学徒”了;会提出这种看法,是因为这位博士走出校园落脚在工会(Ver.di)了。其实还不如学徒,这些自由职业的学者临时工没有工会为他们代言。博士教授“学徒”对于社会是不是代价太高,浪费太大?

迪尔克·L. 终于悟出,大学机制与社会的机制一致,个人难以对抗它,只有屈从市场取向。青年迪尔克·L. 进了司法公务员的大门,对于出身工人家庭的他是个不坏的出路,可是他要上大学。1989年他大学毕业,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专业是德国文学和近代史。他时常有拮据的日子,从月中开始就只吃人造黄油抹面包度日。他还失业过半年,拿社会救济每月359欧元,定期到劳动局报到,不可以自由流动。他无法适应,几个星期下来患了忧郁症。博士论文完成在即之时,他筋疲力尽大病一场,几乎死掉。许多经历过学者临时工那种非常不稳定的生涯的人,经常会在无眠之夜突发一种惊惧与恐慌。失业和重病的经历令迪尔克·L.决定放弃教授资格论文,告别充满风险与不安的学院道路。

这些博士们走上学院道路不是为了钱和安稳,而是因为热爱学术;他们需要教授的位置,因为最终只有教授的位置能够保障他们的研究与生活。对于搁浅了的中年学者,问题还不是继续动荡的生活;威胁他们的是未来老年的贫困,作为“临时工”他们无法积累足够的社会保险。

 

精英的思考与忠告

 

T.S.怎么会失业?—德国的大学体制所致。与其呼吁外流的学者回归祖国,T.S. 呼吁政府,不如改进德国大学体制,改变那些令学者出走和妨碍他们回归的原因:纷繁隔离的教职等级、令人诟病的学校管理。到了芝加哥大学T.S. 体会到那里的学校管理旨在为研究者创造理想的工作环境,管理专业而高效。德国的学校管理是管人—学生和教员,管理得一切合乎规定,规定高居人上。—当然,T.S. 深信,不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什么也谈不上。发达国家中德国的教育预算长期殿后,2008年教育经费预算美国 7.2%、挪威 7.3%,德国近邻比利时 6.6% 荷兰 5.6% 欧盟平均5.3%,德国只有4.8%。削减经费,压缩位置,要学术人才不外流也难。

对于年轻一代—那些志在科研的年轻人,T.S.建议:尽早出国、上大学时就出去;年纪轻,在美国立住脚要容易得多。在德国到处处掣肘,大学里拿到一个位置不仅是竞争而且是赌博,不仅要凭个人能力,还取决于规定和人事关系,T.S. 就是如此出局而失业的。四十四岁迈出这一步,已是人生中最后的机会了。他劝那些像他一样“搁浅”的同仁果断抉择,要么为了研究离开德国,要么改行。

 

也许现行的德国高教体制刺激竞争,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大规模的淘汰及其人才与资源的浪费;而大面积的人才流失必定负面影响德国教育与科研的质量与发展,对社会的今天与未来是更昂贵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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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02/20/13 10:02:24 PM
根源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