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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先生追念纵横观兼论李慎之先生还不是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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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肃的态度 

李慎之先生四月二十二日去世起,海外报刊、杂志、网路上大规模的悼念文字即起,至今经久不衰。它的声势、对死者盖棺定论的高度、其中言论一律的趋势,为数年罕见。这一边的热闹与那一边对先李慎之先生13天辞世的吴祖光先生悼念的寂寥,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李慎之先生知之不多,因此希望多少能借悼念文字了解李先生其人其事,于是决心深入到那许多令人眼花缭乱悼念文字。

那些悼念文章,少数几篇除外,多充满溢美之词,有时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例如,称李慎之先生“是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是“七十年代”?是有特别的意指,还是打印错误?见“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追思李慎之”,chinesenewsnet.com2003630)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苏绍智),用“最伟大”定义十年之内的人物及其业绩,不是不同寻常的大胆,便是异乎寻常的傲慢与盲目,对历史的傲慢与盲目。说李慎之先生对他所参与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作的深刻反思“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当代中国季刊》主编程晓农)。如果加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时间限定,这个评价或许还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对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加以限定和作比较,逻辑上又说不通。李先生的反思可能深刻,但“独一无二”的定语不嫌太过吗?

许多文章都提到李慎之先生在“六四”之后“不在刺刀下做官”这样的公开表态,赞扬他高度的道德勇气,认为这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严家其)。在“六四”弹压之后始能背弃、并且是“公开”背弃这个制度,确实是积极和可贵的。作为一个幼年旁观了“反右”、青少年经历了“文革”的人,我难以理解,亲身经历和见证了“反右”和“文革”的政治迫害和专制统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大灾难的李慎之先生,何以等到“六四”之后才觉醒。但是无论迟早,觉醒还是比不觉醒好。更令人难解的是,这种迟来的觉醒如何在李先生身后突变为“深刻”、“伟大”和“无与伦比”。从可以见到的李慎之先生晚年的文字和活动中,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而这类文字的过火,也是显而易见的。死者已不可能因此得益,于是发生了一个显然的问题,生者为什么要这样做?

之所以会有这样一场热闹滚滚的追思,之所以死者能备极哀荣,胡平先生看得比较明白,说得比较实在,那多少是和李慎之生前的身份地位有关,未必是因为他的思想文字。说得再直白一些,是和李先生生前在现实政治中的身份地位有关,他生前的思想文字和行迹在身后再一次被政治化,在今天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界的气围中被重新诠释、升华和改写了。这在那些回应曹长青和仲维光的批评而对李慎之先生的自发辩护中,能够看得很清楚。 

不认真的文字

 无论是对于那些为了这样或那样的目的要建立李慎之先生伟大形象的人,还是对于那些想要或多或少真实地了解李慎之先生思想和行动的人来说,这一大波的追思文字都是不成功的,它们的致命伤是,少了一点“信”。

或者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最显著的例子是被广泛引用的“不在刺刀下做官”说。对这样一件事关李慎之先生生前身后名的重要事件,没有见到那位作者提供什么确切证据,但是处处被引用。只见“中国海外异议人士追思李慎之”的报道中提到,“曾经是李慎之先生下属的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的严家其说,李慎之在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公开说,他‘不在刺刀下做官’”(见chinesenewsnet.com2003630日)。只有最近许良英先生“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的文章提及这个问题,确切说与他见面时李慎之先生告诉他,“不愿在刺刀下做官”的话,不是公开讲,是私下说的,而且他是1990年才不作科学院副院长的。对这么一个重要的事实,那些高声推崇李先生为道义英雄的人,没有哪个做一番调查核实的功夫,负责任地交待给公众,这话当时是怎样讲的,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讲的,李先生是怎样离职的,是自辞的、退休的、还是被解职的,这样一些对评价这个事件的必不可少的基本事实。

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在所有那些对李慎之先生的肯定、褒扬和推崇中,最重要的、被重复最多的是,李慎之先生是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领军、宗师,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流砥柱,等等。这一论点似乎不无根据。根据李先生的“掌门大师兄”朱学勤先生,李慎之先生为某书作序,下决心说破顾准生前的思想探索,聚焦到一点,就是自由主义的突破。这是李先生的自定义,自视个人的思想变化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方面是朱学勤先生的诠释,他认为“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50年来第一声。”(见朱学勤在《危城别慎之》)但是,算不算是个自由主义者-且不说自由主义的“领军”或“宗师”-,不能单凭个人感觉或一次政治行为,那是有可一定标准可循的:在近现代西方文献中对于何为“自由主义”有明白的阐述,历史上-西方的和中国的-也有公认的自由主义者作为前例。困难的是,鲜见李先生系统表述自由主义思想的文字,像“风雨苍黄五十年”显然不是,而且在那些鼓吹他为自由主义宗师的追思文字中也见不到。许良英先生悼念文章引述的两人的通信提供了不少资料,统观下来,涉及的大部分是民主化的题目,并没有谈到自由主义,也许自由主义不是他的主要关怀。称李慎之先生“是中國大陸自由主義傳統的首要發言人”的丁学良先生,在“對李慎之老師的遲緩追憶”一文中很显眼地提到,(八三年)那位林同事帶著一種非常意味深長的微笑说,李慎之是當今中國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他还告訴我,說“李慎之是當今中國頭號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的,是鄧力群。一直到作者尊李先生为“中国大陆自由主义传统的首要發言人”之时,中间的大段行文中就没有出现过“自由主义”一词。是暗示,李慎之先生八三年就因邓力群定性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了吗?是不是一切被共产党宣传定义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物就自动成为“自由主义者”,而“头号”者,就成为“宗师”、“领军”和“代表人物”了呢?在这些大张旗鼓地尊李慎之先生为自由主义者的追思者中,没有人肯全面地分析李慎之先生这十几年间的思想文字,给读者一个言之成理的说明,而是抓住一点,抓住他自己和别人曾经提到过“自由”或“自由主义”这样的话,就断言李慎之先生之为“自由主义者”,不考虑说出来的话能不能立得住。

或语焉不详。

以与李慎之先生有过直接交往的丁学良先生的悼念文章为例,它是这样结尾的:

李老师是他那一辈人中最杰出的几位之一,在许多方面他都超出了他那一代人很难超出的局限。为此,他也付出了他那一代很多人都曾经付出过的有形无形的代价。他已经反复阐明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很难推展。他所面临的另一些问题,不仅困惑了他那一代人,而且也困惑着后辈。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李慎之老师那一代人没有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实际上,在他们之前的两代中国知识分子那里,都已经被反复地争论过、尝试过了。使得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头脑都苦苦思索,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心血,无数的人为它们付出了鲜血,还有很多人为它們付出了生命的那些难题,在中国本土没有被理清,遑论得到解决!这是那几代人的悲哀,是李老师本人的悲哀,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很清楚地,也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里几乎没有一句话落在实处,确切地表明,作者想要说什么。例如:他那一辈人指谁,是党内开明人士如李慎之,还是已经被历次运动整肃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储安平一辈?李慎之先生在哪些方面超出了哪些局限?为此,他们或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李慎之先生阐明了哪些问题?还面临哪些问题?对哪些问题没有解答清楚?……对于评价李慎之先生,特别是对于讨论他的思想遗产,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而是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不知道丁学良先生是说不清楚还是不说清楚。也许作者有难言之隐,但可以沉默,要说,就要说清楚。这是文字作者对读者和舆论的责任。

    哀悼死者,追思前人,是件严肃的事情,以如此轻率的文字、尤其是如此轻率的态度,是不是有一点不恭呢?对死者,对后人。在值得尊重的死者身后,不能认真评说先人的思想和行迹,先要检讨追思的态度,是不是令人悲哀呢?

 

政治上,李慎之先生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中,压到多数的文章是褒扬有加,明确表示保留和批评而引起注意的,只有曹长青和仲维光两位。因为意见明确,所得的反击也猛烈,常有超出对意见的争论,而形成对意见者个人的围剿。朱学勤先生客气,称他们“傲慢”;说得直白的,指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有人揣测他们受人豢养(见段拥军哗众取宠的顾准、李慎之评论”)。不过对意见者的攻击不能代替对意见本身的批评。

曹长青倍受攻击,是因为他提出李慎之先生还有局限,被批评最甚的是他批评李先生的“谏士”姿态。对李先生之为“谏士”,大家都没有异议。争议在于,曹长青否定李慎之先生的“进谏”,而批评曹长青的人维护李慎之先生的“进谏”,还越俎代庖,替李先生辩护。这种辩护有两层,一层以个人的名义,一层以历史与人民的名义。据说,一个人首先要好好活着,而不是去自找麻烦,思想意识是一回事,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这叫做存在決定意识(見赵平波“极左的曹长青”)。任何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活法,只要不出私生活的范围,别人不该、实际上也不会理会。然而,对公众人物自有对公众人物的尺度。不是曹长青过分,是批评他的人非分,用他们一己的私生活的尺度为自己偏爱的公众人物的社会行为挡驾。公众人物如李慎之先生,对“国事”大声“冒叫”,自有他的道理,自有他的考虑,自有他的承当,实在不是他们能够、也无须他们为之辩护。

另一类辩护,以历史和人民的名义,它的基本逻辑是:否定“进谏”便是鼓吹革命,而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革命徒使生灵涂炭,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历史进步。为党国社稷计,“进谏”要得,而“决裂”使不得。朱学勤的辩护很有代表性:为普通百姓计,最好的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倘若革命,则改革将毁于一旦,玉石俱焚。以社会代价为念,出于“责任伦理”,唯有“进谏”一途,是“救党”,“救国”和“救民”的根本。朱学勤论证的是“进谏”作为政治行为的合理性,曹长青质疑的是作为“谏士”的李慎之先生能否同时又是“自由主义者”,不论“进谏”这种政治行为合理还是不合理,有用还是没有用。因此,朱学勤先生并没有和曹长青交上火。李先生之为谏士原无所谓对错,要理论出个结果的是,共产党谏士的李慎之先生,能不能还是自由主义者。那些“谏士”辩护人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进谏”是专制制度内的权力游戏,“进谏”能够奏效的必要条件是当权者“纳谏”。而当权者的决定当然是出于权力考虑,而不是“责任伦理”。不必说,谏言危及到当权者的利益,他绝不会纳谏;要是“谏士”在权力场中无足轻重,他的“谏言”也不会发生影响。李慎之先生开口进谏之时,早已置身权力之外,他谏,也不会发生朱先生所期许的那些“救党”、“救国”和“救民”的效应;他不谏,也不会引发革命,毁改革于一旦。“谏”也罢,不“谏”也罢,只表明李先生个人的政治立场,他对权力体制的态度。曹长青批评的也是李慎之先生个人。这种微言大义的辩护,未免乡愿。

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中外历史上那些公认的自由主义分子,就应当承认,曹长青的判断是不错的,他的道理也是站得住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无论在极权制度下,还是在民主制度中,他们的言论和行为都是独立于权力体制的,而“进谏”则是以对纳谏者的权力的肯定为前提的。不仅是他的“进谏”,李慎之先生这十多年在社会上的言论总体上表明,他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这里必须提及网上一位叫做建安的朋友的意见,他不赞成曹长青以李慎之先生的文字作为判断的根据,建议我们“最好将这种涉及故人安身立命的评判留给他的同事和学生”。我们不能接受他的建议,因为,那样就不会再有公共论坛。我们坚持说话要有根据,而评价李慎之先生或者任何一个公众人物,当然要根据他的公开言论和行动。我们更不能把公共舆论拱手相让给某些特殊的个人和团体,惟其特殊,才要坚持他们与大家享有同样的权利,但也必须遵守同样的规则。

以那篇大家熟知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为例,李慎之先生批评毛泽东、批评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批评建国以来的某些灾难。他批评共产党,是批评共产党中的个人,是批评共产党的一段,建国之后五十年,而不是共产主义制度自身。基本阅读过他各种文字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他之所以选择“谏”,不是基于“革命”还是“改良”、“激变”还是“渐变”的考虑,而是因为他对这个制度的基本肯定的立场。有人会举出例子说,不对,他的批评直指体制。不错,不过他只是指向“毛的体制”和“毛的意识形态”,还不是共产党的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毕其一生,李慎之先生始终没有走出他曾置身其中并参与缔造的那个共产党制度。说李慎之先生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基本原因。晚年他谈到自己一生的两次觉悟,说一次是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一次是反右后看穿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的觉悟。反右引起的觉醒,不是告别共产党,只是告别毛泽东。而李慎之先生也就一直停留在第二次觉醒了,这也就是他只可能“谏”,而不会“反”,即走出体制外批评,的道理。

直到晚年他仍然把接受马克思主义视为觉悟,所以,因为挨了整他能看穿毛泽东的专制吃人,但却看不穿毛泽东专制赖以生存的那个吃人的机器,看不到自己也曾是那个吃人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曹长青指出的李慎之先生的第一个局限,即对自己曾经作为共产党权力体系的一部分,鲜少反省,没有忏悔。反驳曹长青的人却津津乐道于李慎之先生“两头真”的一生: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晚年公开批评当局。可是人没法只活两头,李慎之先生无法抹杀曾经作为共产党“三朝元老”、为共产党的国家机器运作,曾经误人误己误国误民的中间那一段。他不反省,谁也无法替他辩护。“两头真”的说法却也逼真,两头“真”,一直“真”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体制内。既然青年时代接受从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觉悟,那么对于为党和国家奋斗一生就无需反省,到晚年大声疾呼、向党进谏,到底以共产党员终其一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思想上,李慎之先生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李慎之先生还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仅是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典型的代表是他对专制主义的研究,而这个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根源是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例如,用这个理论分析“文革”,“文革”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用这个理论分析极权文化,是专制主义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压制个人自由。不仅如此,“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就是专制主义。结论是,极权统治的根源和自由的敌人竟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摆脱的中国文化传统,竟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己。读者忍不住要问,在做出这样的惊人之语之前,李先生有没有想过,一样是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是中国人或是华人,为什么只有在大陆,只有共产党能够这么极权?李先生也研究了哈维尔,他有没有注意到,捷克没有中国文化传统,曾经也有与现当代中国一样的极权,经历了与我们类似的灾难?关于自由,李慎之先生在题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的采访(多维网2000317日始连载)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番话实在说得太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新世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完成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任务。

 

看到世纪末李先生对自由的追求,终于作为一种手段,融合到实现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中,我还是感到愕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拒绝分享他的希望,我也因此希望告别李慎之先生。

首发《观察》,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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