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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兰萨拉行—接近西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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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发按语:这篇文章发于十三年前。1998岁末我到达兰萨拉,第一次见到尊者达赖喇嘛。面对尊者,我理解了什么叫做为了国族鞠躬尽瘁;那时尊者带领着藏人已经度过三十九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流亡岁月。而西藏问题的解决,依然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向尊者流露了自己的悲观,他乐观地鼓励我们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如今达赖喇嘛退了下来,政治转移到年轻一代藏人的手里。我读过新任噶伦赤巴洛桑森格的就职演讲,最近还看过他接受台湾壹电视的采访。我深深地感动,感动于他所流露的内心的纯净与力量、感动于他表现出的成熟、智慧与气质。身为一个汉人我自觉没有资格说什么。我深深地祝福藏人,多难兴邦,我深信不疑。

 

回首来路

       终于到了印度,终于到了达兰萨拉,终于见到了达赖喇嘛!回首来路,崎岖漫长。

开始接触到西藏问题,是在中国国土之外,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而离藏人对共产党专制的反抗和达赖喇嘛的出走以及国际社会对流亡印度藏人社区的人道主义关怀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坚持台独的人把不是中国人作为台湾独立这一政治主张的根据,以诅咒中国人并宣称他们的主张。西方媒体上说中国入侵西藏,掠夺西藏,压迫藏人。作为中国人,我感到无奈。我不曾认真相信过共产党关于藏人暴乱和达赖喇嘛叛逃的宣传,我不赞成那种认为四九年以来中国政府对西藏和藏人如何功德无量的说法,我反对共产党在西藏的一切倒行逆施。可是我是中国人。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之后不久大学里的一个西藏问题讨论会上,报告人批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要求,谈到西藏的重要战略位置,谈西藏的稀有矿藏资源,谈中国政府对它们的掠夺和破坏,……却不谈那里的人权状况。对于西方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我怀有戒心,对西方社会对流亡藏人人道主义关怀也没有特别注意。

对达赖喇嘛,直到八十年代中我都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模糊中以为出走印度时他不过是一位身居高位而不经事的少年。生平第一次见到他,是八十年代末在德国电视上。当时他正在参观巴伐利亚州的一座宫殿,真诚而友善称赞,“very beautiful!”那时我还不了解他那慈悲与光明的心灵,对这样一个“简单”的人是否能为藏人带来福祉,将信将疑。八九年末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获奖致词向世界展示了他伟大而睿智的人格。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获奖者,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与有荣焉。此后,我便一直关注他的行止,新闻记者采访他的文章讲话以及媒体对他的报道,渐渐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慈悲、宽容和睿智的心灵,使我深深地折服。

九八年春天,我们的朋友,旅居瑞典的茉莉女士访问了达兰萨拉,拜见了达赖喇嘛。她把访问的见闻写成文章寄给我们,并嘱托藏族朋友达瓦才仁给我们寄来达赖喇嘛的自传和其它关于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书籍。这些书籍使我深受震动,流亡藏人的痛苦与灾难、他们四十年来的建树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不能不自问,同样的人,我们甚至一直声称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为什么却长久以来听任自己对西藏问题的无知,漠视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种暴政和不公?我感到惭愧。在这里,我看到了自己做人中的缺失,那种人类同情爱人如己的能力麻痹了。作为一个普通人,将心比心,我开始理解藏人中对汉人的敌视情绪和他们追求独立的愿望,我想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从我自觉地背离了马列主义开始,这一心灵的转变却姗姗来迟了二十多年。由于个人的经历,有感于汉藏两族之和解的迫切性,我们和茉莉女士共同发起成立了欧洲汉藏协会。希望促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对话,希望通过会面与交流彼此接近和了解,逐渐建立起相互宽容和彼此尊重的关系,共同推进双方争取自由和人权的努力。

事有幸运,和西藏流亡政府接触后不久就得到他们的邀请访问达兰萨拉和拜见达赖喇嘛。于是我们开始办去印度的签证。办印度签证,一言以蔽之,难!更何况我们既无中国护照,又无德国的身份证。两年前使馆蛮横地吊销了我们的中国护照,而德国的外国人局又一直无理刁难,不发一个正式的身份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前后跑了十次,不得已动员了好心的德国朋友,祭起名人教授的大旗,终于从德国的外国人局拿到一本使我们能够出行的旅行证件。印度签证,说是等两个月即可,我们却在悬而未决中被挂了四个多月!一次次劳而无功的电话询问,始终悬而不决的焦灼,还有许诺落空后的无助。但我们从未沮丧,我们始终相信,这只是好事多磨。千回百转经过外国人局没完没了的刁难,经过等待的焦虑与煎熬,终于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拿到了印度签证,去达兰萨拉的梦想成真! 

初到印度

 飞机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起飞,原定于除夕夜降落德里。我们特地带了一瓶酒,准备和平生第一次见到的藏人共渡除夕。结果因为德里大雾,飞机中途降落孟买。孟买之于印度,像中国的上海,能因此有机会看看孟买,也正求之不得。怀着随缘的喜悦,除夕夜我们在孟买着陆。从海拔一万公尺的高寒降落到孟买,地面上一股股的热浪,深夜的气温也在摄氏二十五度。机场出口附近的人们热情地向我们祝贺新年,我觉得很兴奋。大巴司颠簸了半小时,把我们送到航空公司安排的一家豪华的五星级宾馆。一路上,我的兴奋迅速地消退,巴司在路上卷起阵阵烟尘,烟尘中现出稀疏的昏黄路灯。入夜了,人们仍在路边低矮破旧的板房进出。靠近机场的地区这样贫困,我真是想不到。到达宾馆了,它雪亮的灯光照见了比邻的贫民窟——那是在肮脏的像是垃圾场的泥土地上靠破木棍支着、用石块的砖头压住边角、不足身高的塑料棚,它压榨了人的尊严,与旅馆的豪华形成强烈的对比,使我无法接受。一种无以名状的悲哀压倒了我!次日中午,我们离开孟买飞往德里。去机场的路上看到许多昨夜见到的那种贫民窟。时值正午,起飞后地面的景象还能看得相当清楚。看起来像是紧贴在地面上的板块都是我昨夜见到那种贫民窟。这种板块常常就镶在有绿荫的楼区边上。我在印度的时间太短,看到的东西十分有限,没有足够的资格判断。但这最初的一瞥实在使我震惊,悲哀。

元旦午后抵达德里。出了机场大厅,在外面拥挤的等候人群中,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来接我们的人,一个身着灰色西服的年轻人,他的面貌看起来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名叫丹增达瓦,二十五岁,是在印度出生的藏人第二代。开车的是一位和蔼的长者,他亲切地招呼我们,帮我们把行李装上车。问话中得知,他今年六十岁,四十年前流亡印度,没有成家,至今单身一人。望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孔,我无言以对。四十年了,他失去了家乡,流逝了青春,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位老人,仍然孤身漂泊在外,……这就是西藏问题,成千上万藏人的痛苦与不幸、欢乐和幸福的问题,与你我一样平凡普通的汉人息息相关。老者的名叫洛桑。他那善良和蔼的笑容,他那饱经沧桑的面孔刀刻一般地留在我心里。 

傍晚的德里

 稍事修整,我们准备到德里市中心看看,旅游手册上有一幅德里市地图,看看不远,决定徒步进城。这里古迹很多,出门不远,路边上就有两处颇为壮观的古城堡遗址。环绕城堡的河流中,有人们在划船,就像我儿时北海的游船一样。有了在孟买的经历,对德里的街景也就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这里也有许多低矮肮脏的塑料棚,也不时遇到乞讨的人。路上拥塞着各种车辆,有如北京街头曾经看到的那种三轮摩托,有样子类似东德的Trabi的小汽车,有涂抹得五颜六色没有尾灯的Tata牌大卡车,有蒙着灰尘、敞着车门、随时可以上下的破旧的公车,当然还有大量的摩托车,也有一些看上去稍微整齐一些外国名牌轿车。车辆在街道上拥挤着,蠕动着,竞相吐着浓重呛人的黑烟。走了一个多小时了,仍然不见一些靠近市中心的迹象。而且难以确定方向,因为一路上就没有看到一个路牌。我们也不敢贸然坐公车,在破旧的站牌上看不出它会把你载向何方。五点钟刚过,天就渐渐暗下来了,我们仍然怀着希望继续前行。天完全黑下来了,和路灯一起进入黑夜的还有路边的篝火,火光闪烁着蹲坐在周围披在毯子里取暖的人的身影。我们急急地走出这点缀着篝火的荒凉,灯火辉煌、人声滚滚的儿童博览会会场出现在眼前,真使人有恍如隔世之感!黑暗中寒意阵阵袭来,夹杂白日烟尘的雾气也迅速地浓重起来,

德里的夜神秘莫名,我们彻底放弃了进城的念头,决定原路返回,越快越好。第二天白天去过德里,才知道昨晚决定的明智,德里真大! 

最初的接触,逐渐的了解

 元月四日傍晚,我们坐上长途车去达兰萨拉。除了我们几个外,全车几乎都是藏人。来前,听人们讲起,流亡藏从中会讲中文的很少,即使会讲,由于怨恨中国和中国人,他们也不愿意跟你讲,而藏语我们又不会。对于路途上的孤单和冷落我们有心理准备。开车前,我们谈论着夜间路上会不会冷,什么时候到。突然后座的一位年轻的藏人,出乎意料地用中文搭话了。我们非常高兴,立刻和他交谈起来。他到达兰萨拉不足一年,家乡在西康,出来之前和妻子一起往来于成都与西康地区之间作生意,因为某些不愉快的事情跑了出来,现在达兰萨拉仍旧做服装生意。他递给我们一张名片,上面写明旅店经理。我们相视一笑,近来年,大陆生意人都是这样印名牌的。巴司颠簸了三个小时,在一个公路站停下,晚餐休息。拿着印度的餐牌,我们正发愁不知道点什么吃好。这时一位年轻人走过来,笑眯眯地向我们可以邦什么忙。我们真是喜出望外,那开始还是迟疑不定的心被他真诚的微笑融化了。饭后我们在一起闲话家常。这是一位画家,他的家乡在拉萨,家里祖传画唐卡,来达兰萨拉已经有十年了,以画唐卡为业。几年前,他回了一趟家。他告诉我们,见到布达拉宫,见到拉萨的八角街,他真想放声痛哭。这几年拉萨改变了很多,建筑了许多高楼,可他家却必须被迫搬迁。和家人朋友见面,可以谈生活,可以谈生意,但绝不能谈政治、谈达赖喇嘛,如果不想给自己和家人惹麻烦的话,他告诉我们,在达兰萨拉生活也不容易。可是,这里有达赖喇嘛,藏人可以自由地呼吸,他愿意继续留在外面,留在达兰萨拉。我不必是一个藏人而完全能够理解他,人之为人的情感、愿望和权利,是超越各族,不问汉藏的。

和藏人的开初的接触大大减轻了我的疑虑,增加了我与他们交往的信心。到达兰萨拉一两天之后,我发现近年来一直不断有藏人来到达兰萨拉,其中不少人懂中文。他们能讲我的语言、沟通的障碍顿时消失许多。和他们讲我的语言,尤如他乡遇故知,内心涌起感恩和欢喜的情绪。偏见的土壤是隔膜,有了接触和了解,偏见就失了根据。然后我们可以交换意见,可以争取共识,可以设法解决我们想象的和实际存在的问题。

来到达兰萨拉,我们到处都看见僧侣。细想起来,我对西藏的寺院、对寺院的僧侣是有偏见的。记得几年前,电视上介绍西藏的改革开放,看到僧侣开着汽车到乡村,农牧民争相把大把的钱捐赠给他们。那是一卷卷在手里放久了,揉皱了的钞票,那都不是容易地积攒起来的。我自己曾在边远的中国西北农村渡过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经历和了解农民生活的贫苦。看到这样的镜头时,我感到心疼。我不能接受一个压制思想、言论和宗教自由的专制的政府,反对中国政府对藏人抗议示威的武力镇压。可当时我也闪过这样的想法,觉得出头反抗的多是僧侣,是因为中共压制宗教自由的政策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次到了达兰萨拉,才发现僧侣是如此广泛地深入于藏人社会的各个层面,有许多僧侣来自普通的农牧民家庭,许多普普通通的父母很早就把孩子送到寺院。在与妇女会的会面中,除了两位操流利英语的中年妇女外,还有一位年纪稍长的尼姑。她的谈吐很有智慧,看得出来深得在座另外两位妇女的尊重。我们访问达兰萨拉一个著名的佛教女修道院,接待我们的院长却是一位中年的男性僧侶。他给我们介绍修道院的建制,课程设置,每日的研习和禅修功课,修道院的图书馆和馆藏的佛教经典。他那从容的佛家风度和谈吐,特别是他那明澈的目光,令人难忘。在私人看望一位藏人朋友的家庭时,遇到一位年轻的僧侶。他是从西藏过来,在达兰萨拉附近的佛学院学习完毕,准备不久回到西藏的寺院。我们用英文也杂着些许中文交谈,这也是一个目光炯炯、谈吐机智的人。在西藏社会中,寺院同时还是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而僧侣实际上也是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在达兰萨拉的经验,丰富了我对西藏僧侣的了解,教我懂得尊重僧侣。 

西藏问题不是另一个世界的问题

 一早到了达兰萨拉,放下行李我们就去参观难民接待中心,这是藏人到达兰萨拉的第一站。我们非常惊异地发现,这里有许多孩子。问过才知道,他们冰天雪地、餐风露宿地只身跑到这里,竟是为了上学读书!孩子们告诉我们,现在学校收费太高,家里交不起,上不了学。父母让大人带我们出来,到达兰萨拉上学读书。可怜天下父母心,和汉人一样,藏人的父母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要让孩子念书。我在山西农村生活过,知道农民的孩子上学有多难。那时没有改革开放。现在“改革开放”了,政府听任教育变成商业,听任农村儿童失学,却号召“民办”“希望工程”。第一次去台湾参观他们的中小学校,看到那里整齐明亮的校舍、现代化的操场、塑胶跑道,我真是羡慕那里的孩子。我为那些一样聪明而没有机会的孩子们感叹,不光是感叹,而且是愤怒。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就是被剥夺了未来发展的机会。在西藏之外那片广大的中国农村,是同样的问题。想到这里,你不能不感到沉重。看着眼前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他们还有一个达兰萨拉给他们机会读书、受教育,给他们未来。

这里还有因为其它原因跑出来的人,有来看望孩子的父母,有专门到此朝拜达赖喇嘛的僧侣和信众。这些人还回西藏,大都不在达兰萨拉常住。我们见到一位青年僧侶,戴着眼睛,人非常和气斯文,他就是专门从西康来达兰萨拉朝拜达赖喇嘛的,等见过之后还要回去。和我们围坐在一起的小藏童中有两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们是已经进了寺院的小僧侶。在接近边界的地方,他们一行人被边防军发现,抓了回来。军人用枪托猛打他们的胸部,边打边叫,“让你们跑!让你们跑!”其中一个男孩的肋骨被打断两根。他们被押回日喀则,放了之后,又跑了出来。人们想平和地信仰一种平和的宗教而不能,即使是对十几岁的孩子。中国政府在西藏规定,不到十八岁不可以出家当僧侶。在中国的其它地区,没有政府许可的都会是非法的。在我们逗留达兰萨拉期间一直陪同我们、帮我们作翻译的徒迈,毕业于兰州一所佛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县里作政协委员,专门负责协调寺院与政府的关系。可是,他抛弃了不错的生活,离开西藏,跑到了达兰萨拉,就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粗暴干涉确认班禅转世灵童一事。他问,共产党是无神论,为什么要对宗教事务横加干预。是啊,人不只需要面包,人还要自由。在大陆,汉人一样没有宗教自由。只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多,大家没有感到问题的迫切,而藏人普遍的佛教信仰将问题凸显了出来。所以宗教自由的问题,即使在西藏,也不是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个普遍的人权问题。也许我们许多汉人没有宗教问题的困扰,可是我们也不要我们的喜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我们的思想、言论和自由受到压制。

在达兰萨拉我们参观了流亡政府办的成人学校,在学校里可以学习英文和其它一些基础科技课程,学习和住宿免费。学生基本是近年从西藏跑过来的,大部分人还是准备回去的。他们希望,例如学了英文,回去后机会会多一些。我们遇到一位从西康来的二十六岁的藏族女子,她是因为下岗没有办法,跑出来找出路。在街上我们还遇到过一位四十岁左右的藏人,家在青海,出来前就在家作柴油生意,还想出来闯闯世界,就跑到了达兰萨拉。不过,几个月下来,还是一筹莫展。

在这里,你难道不是看到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吗?一切在西藏发生的问题,在内地都有,我们都不觉得陌生。在汉人和藏人之间,问题的相似、苦难的相似,远比民族的差别来得大。西藏的问题,包含民族问题,但不是单纯的民族问题。作为汉民族,我们既不能回避西藏问题人权问题的一面,又不能回避它民族问题的一面。 

流亡藏人的建树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达兰萨拉位于喜玛拉雅山脚,印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地区,因为坐落在山谷之中,又在雪线之下,虽有海拔两千米的高度,冬天并不严寒。我们到那里时,阳光灿烂、天朗气清,和德里的气象完全不同,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急于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立即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参观访问。

在我还没有到这里之前,海外流亡藏人的建树就已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流亡出来的第二年,一九六零年达赖喇嘛就主持组建一个民主的西藏流亡政府。四十年来,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越来越多得到国际社会的了解与支持,直到一九八九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表明国际社会承认西藏问题不容忽视。他们的成就值得我们来认真地看一看,想一想我们能够向藏人学什么。

当年藏人流亡到印度,印度政府收留了他们并划出几块地区给他们休养生息,让他们自己管理。西藏流亡政府设在达兰萨拉,治理着这里和在印度中南的另外几个流亡藏人社区。达兰萨拉俨然是一个印度境内的藏人自治区。我们所见到的藏人异口同声地说,印度政府对我们恩重如山!作为一个久居德国的外国人对印度政府的此行此举,我感触至深!不要说是外国人的流亡政府,就连一条土尔其街在德国也见不到,尽管大量土尔其劳工在德国工作和生活已近四十年了,而且是当年德国政府为他们的战后重建请来的。原因很简单,德国的政治文化和现行政策不允许。例如“融入”,—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认同和归依德国被政府和社会当作外国人入籍的基本条件。“外”人是德国社会和文化所不能容忍、必欲除之的异物。排外的宣传每每成为竞选主题,而每每获得惊人的政治成功。相比之下,我由衰地敬佩印度人表现的这种博爱与包容的大度,它能够允许不期而至的外国人在自己的国度中自治!

我自己感兴趣的,首先是流亡社区各种运行有效、成绩卓著的社会机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流亡政府兴办的教育事业。我们参观了西藏儿童村。它一九六零年创建,是包含从育婴室到十二年级的综合教育机构,它的中心在达兰萨拉,管理它分设在印度各地的十一所学校。我们先来到坐落在半山腰的婴幼儿宿舍。十几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在两个保育员妈妈的照顾下,正在窗下排排坐,晒太阳,他们衣着整洁,小脸红润,惹人疼爱。这些小孩子大都是跑来达兰萨拉途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孩子们的宿舍是整整齐齐的砖木平房,屋里是地板,木制小床结结实实,被褥洁净。俗话说:“有娘的孩子是块宝,没娘的孩子是根草”。孩子健康的面庞,天真的笑容,他们洁净的衣着、阳光充足的宿舍,告诉我们,虽然失去父母的呵护,他们却是沐浴着社会关爱的宝贝。转过山坡,在谷地中间是一个大的运动场。运动场四周,还有几座五六层高的建筑,那分别是高年级,五年级到八年级学生的教室和宿舍。那运动场和校舍建筑,令我联想起在台湾见到过的小学建筑。能在这里念书的孩子们是有福的。西藏儿童村属于SOS国际儿童村,行政上由流亡政府管理,经济上一直得到国际组织的支持。和我们交谈的儿童村的学校领导和教师都说很好的英语,其中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也有在印度完成大学教育的,国际组织还提供给他们教师培训的项目。我想说,虽是在浪亡中,是在印北高原,但这不是大陆的“民办”的“赤脚”教育,是有品质的正规教育。当前在这里就学的,除了印度当地的藏人子弟外,还有越来越多的从西藏跑来念书的孩子,像我们在难民接待中心见到的。儿童村从六十年代艰苦草创,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

在达赖喇嘛的主导下,藏人在流亡中建立了民主政治,他们办教育,他们送子弟出去留学,他们向世界介绍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他们持之以恒地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直到今天,西藏问题获得世界公认的重视。在达兰萨拉我们见到了一个小型完整的社会:政府机构,议会,民间团体如青年大会、妇女大会,社会机构如学校、医院、图书馆、难民接待中心和寺院等,以及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公私营经济组织,基本上是商业和第三产业。在现代意义上这虽不是一个高度发达,但却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这里的没有德里的华厦,却也没有它的贫民窟;这里见不到奢华,可也没有乞讨的藏人。有了在孟买和德里的经历,我们了解达兰萨拉的珍贵。这一切向世人见证了藏人建设现代社会的能力。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世界政治中举足轻重,八九民运一发生,立即集中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关注,中国的流亡者及其组织在流亡伊始就得到国际社会大力的援助和支持。已经十年了,有没有一件像样的、站得住、留得下来的事业可以表明中国海外流亡人士民主建设的理念和能力呢?!流亡伊始,愈演愈烈的是为争夺权力的分配资源而不断升级的恶斗,从九二年民联阵联合大会的高峰内斗,直到最近美国国会听证会闹场的明争。流亡是一种非常状态,不可能有正常的民主监督,只会没有规矩的恶斗。历史经验表明内斗是政治流亡者惯常的伴随现象,不为中国政治流亡者独有。然而,不管流亡中一时如何显赫,如果不能摆脱这种不正常的流亡心态和行为方式,都将无益地耗尽自己的政治资本,而不能成大气候。我感觉悲哀的是,至今已经十年了,今天的中国政治流亡者中还没有显出成大气候的症候。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和流亡藏人的区别。我不想说,是中国人不行。中国历史上不乏志士仁人。我毋宁认为眼前这种现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即共产党专制制度培植和挤压出来的一种失去自我调节能力的人格变形和角色错位,及至盛名之下,便显出其实难符。要能自省,要谨言慎行,要闻过则喜,要虚怀若谷能容人,这些政治家必备的品质,原都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传统的个人修养文化之中。要能够实践这样一些行为准则,只需保有平常心。如果还有这种平常心的话,我们就不难从流亡藏人四十年的建树中有所获益,不仅是对现实政治,而且对个人和社会伦理的重建。回复平常心,对专制政治造就的非常的政治流亡者而言,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从政,都是首要的课题。没有这个变化,很难可望成为一个成功的民主政治家,平常的民主社会一定要淘汰专制社会通行的价值和规范。 

不争论藏独问题

 西藏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着千百万藏人和汉人的生命和幸福;西藏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的历史和现状。我同情藏人的苦难,我希望藏人能够和平幸福地生活。独立在未来或许对于他们的长远发展是一条更可行的道路,然而只有藏汉两族人民的和平共处,才能够保障双方长久和平与发展。我是汉人,我同样希望在西藏的汉人能够和平幸福地生活。但我知道这不容易,过去四十年的历史使它变得困难。五九年在西藏的平叛,是共产党以中国人的名义进行的。在西藏、藏人和汉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上存在着许多不平等,这也是不容争议的事实。我可以理解藏人对汉人普遍的不谅解,乃至敌意。这是历史和现实强加给我们的,强加给藏人,也强加给汉人。我们无法选择历史,但我们可以改变未来。然而,要改变现状,学会相互尊重,平等相处,需要时间。首先是我们汉人。听到达赖喇嘛的萨尔茨堡的五点和谈建议,我非常高兴,我深信它会造福于藏汉两族的今天,也将造福藏汉两族人民的长远,而且它将给西藏的汉人以与藏人一起和平生活的机会。我要去达兰萨拉,是要去见我所尊敬的达赖喇嘛。我要去达兰萨拉,是要去倾听藏人,并且向他们表达一个普通汉人的反省,她对藏人的情感,希望了解他们并得到他们理解的愿望。

我看到,有坚持西藏独立乃至采取激烈手段实现独立的主张,也有中国海外流亡人士坚持反对西藏独立的,提出和共产党类似的论证。我尊重藏族人民自决的权利,但我不愿争论独立这个问题。这原应该是一个普通的题目,与涉及到西藏的未来、涉及到生活在那里的藏汉两族人民的未来及其一切相关的问题一样重要又一样普通的题目,是一个要务实地讨论而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事实上它已成为一个容易使人激动而不智的题目,对它的争论甚至只会加深误解乃至敌意。然而无论独立与否,无论是不幸的今天,还是自由的明天,藏汉两族人民都要相处。身为汉人,我不愿看到这样的争论伤害藏人,伤害两族人民的和解。我宁愿去倾听,去对话、去理解。去倾听藏人关于独立的想法,而避开关于独立的争论。这种争论在我看来是很少建设性的,和独立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关系。而且独立并不意味一切问题的终结,两族人民的和解与长久的和平相处是超出独立问题之上和之外的。

在去达兰萨拉的长途车上,我们邂逅相逢了一位年轻人嘉杨达杰。他今天才二十二岁,五年前就来过达兰萨拉。在这里停留了几个月后,背了许多民运刊物,翻山越岭回到西藏散发。后来被警察当间谍抓了起来,从日额则到拉萨、到青海家乡,被拷打,被关监牢。我问他,那你恨不恨汉人?他说,一开始,我真的很恨汉人。可是,我后来慢慢想明白,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我一样年轻,汉人争取民主,也是一样被共产党镇压和枪杀。我也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以前一直相信共产党说的都是真话。我的启蒙老师,是一位汉人,一位八九年分配到我家乡的一位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他告诉我六四的真相,启发我睁开眼睛看世界。我反对压迫我们藏人的制度,我不再憎恨汉人。我支持达赖喇嘛的主张,达赖喇嘛说得对,国家、种族的界限都是人为的;但重要的是,我们都同样都是人,都有不可予夺的人权,藏汉两族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争取自由。在这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面前,我深深地感动了。

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而民族独立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它涉及的是民族中具体个人的权益,是相关群族和区域长远和平发展的可能。一旦独立的题目与脱离了个人的权利的与民族整体或国家结合在一起时,它就沦为伤害人民生命和福祉的利器,像今天巴尔干半岛的战争一样。我因此愿意看到关于藏独的争论被冷却,希望逐渐能有理智而务实的讨论,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摈除意识形态的色彩,例如于独立题目的历史论证。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合婚以及历史上西藏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成为反对西藏独立的理由,而重振历史上曾经武功辉煌、开疆拓界的西藏的雄风也不会是今天西藏独立的根据和目的。在民族独立的考量中,一切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目的、一切意识形态的煽动都必须让位于基本人权的考虑。

我看到过一些讨论西藏独立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激烈的言论。这一次我也期待着在达兰萨拉会听到类似的想法。在达兰萨拉,我们常常问起遇到的藏人,他们在家乡和汉人的关系怎样,他们赞成达赖喇嘛的建议,还是主张独立。我必须说,出乎我们的意料,人们都是跟我们说,我们和汉人是兄弟,坏事是共产党作的,不是汉人老百姓。也有才跑出来不久的藏人跟我们说,从小和汉人生活在一起,大家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上边的政策不好,共产党的干部不讲道理。这让人气愤、不平,不能容忍。在达兰萨拉逗留的短暂时间内,我们正式地或非正式地接触了不少藏人。我总的印象是,藏人很平和,并且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让我们身为汉人感到尴尬的谈话场面。也许我停留的时间短,了解的还不全面,但是这种诚恳、平和、理智和深明大义已经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一样受到共产党专制的压迫,但承受更多痛苦的是藏人,可表现出这样的宽容大度的却首先是他们。将心比心,我们应当有所感悟。我愿意继续倾听,倾听他们对西藏未来的设想。我们去拜访了青年大会和妇女大会,这两个群众团体都是主张西藏独立的。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他们组织的结构、历史、现状和日常工作,告诉我们他们主张西藏独立,提出他们对流亡政府的批评。我们细心地倾听,他们也没有情绪激昂的渲染。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西藏朋友告诉我,人们的想法和情绪在这一两年中确实在改变,这要感谢达赖喇嘛不断的教导。我相信他讲的。其实便是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受了达赖喇嘛的启示呢!正是他的教导,“愤怒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友情和信任,但从爱心中,我们能发展出谅解、团结、友情和和谐”,给了我们内心的祥和与和解的信心。

达兰萨拉行的一切收获和感悟,借用达赖喇嘛的一句话,就是“一切全靠善意来成就”。关于达赖喇嘛本身,是一个大题目,我希望有机会专门讲讲他的行述对我的影响和与他的会面。

德国·埃森    一九九九年二月,《北京之春》,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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