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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民国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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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之前那个历史上的民国我不得而知,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民国继续存在,在台湾。天安门广场上示威的民众被政府弹压之后,一九八九年的岁末,作为欧洲首批大陆学人先生仲维光和我访问了台湾。二十年前去台湾,还远不是时髦旅游,还要冒“反动”的风险。虽然如此,我们不愿坐失在海外才可能所拥有的自由,去触摸那个现实的中华民国。这是我们的初衷。

在台期间,我们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经历,其中之一便是访问土改训练所,它成立于1968年,为亚非拉美国家土地改革培训人才。从那与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全然不同的台湾土改,我们开始认识民国,这个国家的政治、这个政府的行为。

 

和平的土地改革

 

国民政府一到台湾即开始了土地改革。它的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当时通行地租为六成,高的到七成,三七五是为减租其意自明。之后是法定租约期限:租期不得短于6年,承租人除非迁徙、转业、死亡、无人继承或积欠地租,不得提前撤佃;租约期满,如承佃人因此丧失生活来源而出租人又不依自耕为生,则不能收回土地,违规撒佃,依法论处。地租降低40%且租约稳定,佃农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其后是公地放领,国家将所持公地优价放给无地雇农、少地佃农与自耕农,优惠租种十年后土地归己,政府以此推进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接下来的改革是抑制大土地所有者,规定自耕用地限额,地主多余的耕地,国家征购,以债卷—4%的利息—与股票的支付方式十年内偿清地价。国家购得土地以公地放领的方式转售农民,逐步达成平均地权。1949年开始土地改革,到1953年在国民政府的有关统计资料中已不再列“地主”一栏。同时,通过《公营事业转移民营条例》,国家逐步将一些官办的企业转为私营,大土地所有者通过征售土地所得股票转营工商业。

“土地革命”对于大陆人是一个太熟悉的概念,台湾发生的土地改革与此完全不同:土地改革经政府政策推行,强制却非暴力;对于大土地所有者的占有,抑制却非剥夺;改革的目的在于社会公正—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而不是革命、不是阶级斗争;改革的结果是双方互利、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也不是消灭私有制。

这个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每项措施都有法律的依据和保障,例如三七五减租税从“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开动,自耕用地限额和土地征购有“耕者有其田条例”保障和实施。不像共产党朝令夕改风雨无常,今天斗地主分田地,明天合作化,贫下中农也一无所有。台湾的土改不是政府的随意而为,有自耕农、地主、民间团体和政府四方代表组成的县市和乡镇两级租佃委员会监督实施各项土改政策、调解纠纷、查处违法事件。国民政府技术官僚的专业素养与人文气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二十年前那位土改训练所张所长抑扬悦耳的北平话—不是街头巷尾和相声里的那种,而是学者文人的北京话—,儒雅亲切的仪态,至今念念不忘。

国民政府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和平与互利是我们不曾料到的。我们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民国宪法中的平均地权,不是只写在纸上,而是落在实处的。与我们亲身经历的那个在五九到六二年间悍然饿死三千六百万人民的共产党政府两相对照,有道无道不言自明。民国政府行政措施的理性务实,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访问中沿路所见农村的富裕殷实与城乡发展的均衡,对于亲身经受过中国农村贫困的六八年插队知青的我们,是直观的震撼。

 

民国人物在台湾

 

先生是学物理的,见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先生,他梦寐以求。访台最令人兴奋难忘的是有幸见到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听他讲话、与他交谈,得他赠书。关于大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只讲了一句话,社会没有战乱、几十年太平,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说不过去,语气平缓、沉重。由此,我才开始破出“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眉山 ”,“内战蜂起,民不聊生”那些一直被灌输的窠臼,寻找四九年前民国的实况。了解到共产党一矣进城便拆掉了北京古老的城墙,才知道南京梧桐遮蔽的林荫道赖三十年代民国的城市规划之功。当了解到抗战期间坐落云南乡间西南联大的教学科研不落世界前沿之后,回首“文革”骤起,政府号令大中小学停课,断送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学业,亲身体会到吴大猷先生这句话的分量。从国外的教学科研退下来,吴大猷先生只身来到台湾,作国科会主任、任中研院院长,为推动台湾的科学研究教育事业奉献晚年。他还不知疲倦地针砭时弊、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政策,为天下兴亡尽知识分子匹夫之责。这些时论结集六卷出版,第一集题名《博士方块》。在他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风骨。

不仅是在知识分子身上。访台期间,在接待我们的团结自强协会,结识了不少曾在政府做事的前辈人物。其中有国际奥委会委员徐亨先生,先生是足球迷,久仰当年的足球门将徐亨先生的鼎鼎大名。徐亨先生是民国的同龄人,那时已年界八秩,身材魁伟、步履健朗。和我先生两人见面谈起足球和体育,欲罢不能。在台北的期间,我们就住在徐亨先生的富都酒店。晚餐之后,他跟我们娓娓道来如何以民间的身份,个人的关系,奔走於國際体育界,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争得一席之地。大陆华东水灾之后,作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主席,他亲自送救灾物资到大陆。

还有一位潘振球先生,曾任台湾省教育厅长八年。任职期间,国民政府1967年宣布实行九年国民教育,1968年实施,筹备时间只有一年。从六年义务教育改为九年,一下子就要增设140多所国中,从资金筹划到用地划拨,从师资培训到校长遴选,还要避免地方派系介入教育……,千头万绪。潘振球先生领导厅内外同仁全台奔波,夜以继日,196899日全台国民中学联合举行开学典礼,“九年国教”如期施行。我们到台湾的时候,已是“九年国教”实施二十年之后。1968年,毛泽东不让城市青少年上学,把他们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在山西晋北农村落户六年,做过民办教师,也在县城中学教过书。两相对照,仅是台湾城乡一般中小学的设施—我们没有被安排去参观名校“北一女”和“建中”,仅是学校操场的塑胶跑道,已使我感慨万分。

潘振球先生2010年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友人以“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追忆,其实这可以用来表达我对在台所见这些前辈的感受。当我们谈到大陆大陆的贫困、谈到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的遭遇、谈到“六四”被弹压的学生,谈到大陆的民主化,这些前辈闻之动容,深责自己对国家人民未尽到责任,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国民政府里做官的远不是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都是尸位素餐、不闻民间疾苦的官僚。

事实胜于雄辩,百闻不如一见。显然,对于人民和社会,民生主义比共产主义好,中华民国比共产党中国好,中华民国是中国大陆主化的希望。这是我二十年前生起的希望。

应该有更多的大陆人有机会看到民国,了解民国。我们当即和安排参观访问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商量扩大开放大陆学生访台。于是在我们访台的次年一九九零年有了留德大陆学生台湾土地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研习营,一九九一年留德大陆学生台湾九年国民教育研习营,这一年还同时开启了第一届“台湾之旅”,邀请大陆海外留学生暑期访台,又开一扇两岸中国学生学者交流的大门,这也是我们访台期间与“中国青年团结会”商量策划的,到2010年“台湾之旅”已经办到第十八届。

    二十多年过去,在对民国逐渐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我更加坚信,大陆民主化绕不过中华民国—它的宪法、它的施政,它百年以来的社会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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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狗
   11/10/12 11:45:13 AM
共產大陸(我個人並不承認共產中國,中華民國才是中國!!)的中國人應該要像中華民國一樣享有民主自由,互勉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