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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說「民盟」—─共產黨的「民主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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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人士”题解

對共產黨的「反右」鬥爭,我打從心底感到憎惡,憎惡那種對人性尊嚴的野蠻踐踏、對生命的殘酷毀滅。「反右」的時侯我還沒有上學,對這個運動缺少親身的經歷 和直接的印象,許多事情是後來逐漸瞭解的。「章羅聯盟」可是那時就聽說過,也知道章羅為頭號「右派分子」,是那個歷史事件的符號,卻不詳知他們曾貴為「新中國」的部長,還和共產黨的高官一樣也有房子、車子、公務員的待遇。原以為他們只是知名「民主人士」,不過在政協、人大掛名副職。然而,在成為中國頭號右 派之後,章伯鈞居然還享有相當高的待遇,幾乎就更是一個謎了。說是「從寬處理」吧,要成立政治設計院共襄國是那不是挑戰共產黨的領導嗎?而且作為頭號「右派」斷無從寬的道理;那是另一種形式的論功行賞嗎?曾為國軍華北剿匪總司令的傅作義,共產黨給他水利部長、甚至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官做可以理解,因為他的 起義讓共產黨得以「和平解放」北平,功在黨國,那麼章伯鈞呢?這個「民主人士」對共產黨功從何來?我一向孤陋寡聞。

「民主人士」不是一個通常的詞彙,而是共產黨所有的一個專屬名詞,特指那些1949年以前與共產黨合作的黨外人士,有被它稱為「民主黨派」的重要成員、也 有無黨派知名人士。這裏的「民主」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民主」,而是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的特殊「民主」,用以概括這些「民主人士」的共同特徵:反蔣擁共,不僅反蔣,還要用「擁護共產黨」的方式反蔣。1949年之後,這個名詞在大陸沿用下來,泛指那些追隨共產黨留在大陸的「民主人士」。這些人歷經國共兩朝, 在「新中國」因為合作有功而得其所,一時間也是春風得意、心情舒暢;五七年共產黨「反右」,轉眼成為階下囚,「民主人士」成了「另類」的代名詞。章詒和女士以她的個人感受讓讀者瞭解「民主人士」這段歷史的一個側面。

對於「民主人士」挨整一向心懷同情,以為他們是自由主義者又心懷崇敬,覺得他們縱遭不幸也可歌可泣。自由主義者之可佩在於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民主人士」是被共產黨抬舉起來的,他們之不獨立是顯然的。於是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他們到底怎樣得了共產黨一頓豐盛的午餐而後又被整肅了呢?

“民盟”—共產黨的盟友

「民主人士」中,除了少數無黨派人士外,大都集結在「民主黨派」旗下,而「民主黨派」又是一個共產黨的專有名詞。通常一個民主社會裡的政黨,可左、 可右、可激進、可保守,只有合法非法之分,並無「民主」、「反動」之別。共產黨所謂的「民主黨派」,其基本特徵是與共產黨合作,在雙方合作取得政權之後, 「合作」則限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共產黨指定了八個「民主黨派」——民革、民盟(中國民主同盟)、民建(民主建國會)、民進 (民主促進會)、農工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和台盟,它們都是抗戰勝利內戰開始的時候成立的,「民盟」較早,它的前身「民主政團同盟」秘密成立於1941 年。

1939年10月,國民參議員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在重慶發起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3月19日的秘密會議上改組為「中 國民主政團同盟」,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與無黨派人士組成,故有三黨三派之稱,章伯鈞為五人常委之一、兼任組織部長,羅隆基主持宣傳。1941年11月16日「民主政團同盟」對外公開,1944年9月19日,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改稱「中國 民主同盟」。說到「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不能不提到羅隆基國民參政員身份問題。「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成立了一個民意諮詢性質的機構叫做「國民參政會」,吸收社 會賢達包括共產黨人士參加。傅斯年1937年10月11日致胡適信中提到國民參政會,「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 (註1)羅隆基是否曾為參議員呢?有說羅隆基確曾為參議員,後遭除名。據青年黨員元老左舜生先生,「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是1941年發動的,其直接的 動機,是由於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議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抗戰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不久因為救國會的分子逐漸加進了民盟,偽裝的中共分子混進來的也有少數,其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強,青民兩黨便當然只好退出」(註2)。另一青年黨元老李璜回 憶羅隆基的文章中也談到這段歷史(註3),他批評當時的執政者「自反共清黨後,太驕謾了,不知網羅人才。」政府「不借重黨外人才,於是功名之士如果不安於 沒落,而要想有點作為,則你不用他,他會自打主意。」

「民盟」與共產黨一向聯繫密切,配合默契。1948年4月30日共產黨中央發佈「五一」口號,5月1日毛澤東公開致電,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盟 中央執委會、中共中央發表三黨聯合聲明,召開新政協。5月4日,章伯鈞與沈鈞儒等即聯名通電熱烈響應,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共產黨的「五 一」口號有十條,第二條宣告,「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死敵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蔣介石做偽總統,就是他快要上斷頭台的預兆。打到南京去,活捉偽 總統蔣介石!」。「民盟」已成共產黨的脅從,與其共同實現「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目標——這是「五一口號」之四。所謂「獨立的」第三黨已是欺人之 談,共產黨不在乎,「民盟」自己不介意。據說中共對八個民主黨派的排名順序是依其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貢獻」而定,從毛澤東公開致電到「民主黨派」的 排序,足見「民盟」及其實際領導人章伯鈞彼時在共產黨那裡的地位。

「民盟」不曾是一個中間的、獨立的政治黨派。「民盟」大佬也不避談他們同共產黨的合作:羅隆基的遺稿談到「民盟的某些中央領導人,如張瀾、沈鈞儒、章伯鈞和我自己,早已同共產黨在重慶的領導人,就關於抗戰反蔣運動的問題,經常秘密中有所協商,並共同進行工作。」章詒和的回憶也談到父親章伯鈞「懷著巨大的熱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醞釀、籌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來的支持幫助下,奔走各方。」「民盟」和共產黨的無間合作與聯合行動也是史實俱在。1946 年制憲國民大會之際,「民盟」三黨之中的青年、國社兩黨出席國民大會、脫離「民盟」,留下來與共產黨同進退的有第三黨和後來入盟的救國會;前者從來是共產 黨的同路人,後者人稱「共產黨外圍」。哪裡有過獨立與中立的「民盟」?

談到章伯鈞與羅隆基二人在「民盟」中的作用,在「順長江,水流殘月——淚祭羅隆基」中章詒和描述,「一個在政治理想的天空裏展翅,一個在政治操作的土地上 務實。兩人各把持一攤(羅隆基負責宣傳,父親主管組織)」,胡愈之—─「民盟」領導層的共產黨員—─明言,「民盟中央沒有誰都可以,就是不能沒有章羅」, 否則,「民盟就會垮掉」,所以他對別人可以發脾氣,就是不對章羅。足見共產黨對「民盟」的重視。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有共產黨、國民黨、民盟和青年黨四個黨派,38個席位,國民黨8席、共產黨7席、民盟9席、青年黨5席、黨外人士9 席。在與國民黨的政治鬥爭中,「民盟」對於共產黨已不可或缺;這一切,抗戰伊始共產黨就開始佈置了。兩年之後,民盟三中全會在香港亮明擁共的政治底牌:反 蔣、反美、反封建,支持人民武裝鬥爭,擁護土地改革的政治主張,民盟由「中立」的「第三者」轉向同共產黨實行「密切合作」。

共產黨的「民主黨派」首列「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創黨元老宋慶齡、何香凝早在1927年就決裂出國民黨,宋稱「中國共產黨無疑地是中國內 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動力」,何誓言「跟共產黨跳水我也願意」。「民主建國會」(「民建」)創建人黃炎培早在1941年即參與創建「民盟」,1945年撤出,自立民主建國會。1945年他與另外五名社會賢達應邀訪問延安,訪歸後著《延安歸來》一面倒地給共產黨唱讚歌,「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於主席毛澤東」,延安一行「如坐春風中」,據說黃還是「民主人士」中喊出「毛主 席萬歲」的第一人。又如率領有「共產黨外圍」之稱的「全國各界救國會」後入「民盟」的沈鈞儒,在「民盟」被取締而宣佈解散停止活動三個月之後,於1948 年1月在香港與章伯鈞召開民盟三中全會,宣佈民盟由「中立」轉向同共產黨合作,支持人民武裝鬥爭,推翻蔣介石政權,通電全國,響應共產黨號召,發起新政 協、成立聯合政府。

概觀共產黨那裡榜上有名的「民主黨派」,「民主」不是重要的,「反蔣」不是足夠的,「擁共」才是必須的,而且所有封官受賞的「民主人士」都是資深擁共而且貢獻卓著。靠著共產黨,這些人在封閉的大陸社會築起自己的名聲,人們以為他們一直是清白超然的。


註1:梁錫華:《胡適秘藏書信選》(上),頁156,1990,風雲時代出版社,台灣
註2:左舜生:「我所見國共最後破裂的一幕」(http://xunshan.blshe.com/post/5906/522960),摘自左舜生《近三十年見聞雜記》,1950,香港自由出版社
註3:李璜:「談王造時與羅隆基」,《傳記文學》第39卷第3期第36頁,見謝泳:「羅隆基評傳」◇

首發《新紀元》第239期,201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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