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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的“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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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先生的双语言说

 

汉学家顾彬先生,当然不止顾彬先生,我是接触过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德国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学者的交往,我是有参与也有了解的。八九十年代汉学家的工作,我浏览过,了解过,也介绍过。在《尘埃落定看书展之四》中提及顾彬先生与八十年代崛起的那一代汉学家,都是严守事实与文本的。

这些年来汉学家顾彬先生在德汉两地走红,更像明星,而不似学者。他的行止时有听闻,那些不着边际的故作惊人之语太多了,使他渐失学术上关注的价值。以中国为主宾国的本年度法兰克福书展因为两位非官方中国人戴晴和贝岭的出现,而高潮迭起。而贝岭的出现又勾起汉学家顾彬先生的对他的宿怨,使他在媒体上一再被顾彬几乎是毁灭性地攻击。于是,汉学家顾彬在近距离进入我的视野,他的一些公共言论或者说“胡说八道”(援引M·K·阿卡曼 (Michael Kahn Ackermann),歌德学院中国总院和北京分院的院长,“我跟顾彬很熟,这个人比较激烈,有时候喜欢极端,有时候干脆就是胡说八道。‘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种说法就属于比较胡说八道的那种。” 见《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7080),补证了我对他的观察。他的这类“胡说八道”已泛滥成灾,稍作留意还是有必要的。它们并非无意的“胡说”,言者是真情吐露;它们并非随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别的。观察这些言论、这些分别,对于了解顾彬及其汉学都不无意义。

这里点评的是顾彬2008年为李雪涛所著《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所作的序 “德国汉学家比美国汉学家更有发言权”(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8-06/27/content_15897403.htm)。我读到的这个序是中文,原文为何不得而知,姑且假定这里的中文文字是序者了解和认可的。其中不乏一孔之见、一得之功,但确有许多原则性的“胡说八道”。与顾彬先生有关中国的德文言论并列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面对不同的读者听众,谈论不同的话题,顾彬先生使用不同的语言。例如在德国公视三台的采访(http://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mosaik-ead45774c9.html)中,顾彬用德文对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的德国听众“自由”无碍地兜售他不真实的中国图景(对于该文分析,见“尘埃落定看书展”之四,此不赘述);而这篇序则是用中文对不懂德文不了解德国的中国人倾销他在德国、在西方隐而不言的德国观。借助这种语言与文化的隔离,顾彬先生在两种社会与文化中都可以口无遮拦。对于双语优势的运用顾彬先生可谓出神入化。

如果仅仅如此,顾彬先生对双语优势的这种运用虽说不值得推崇,也不一定要受诟病。问题是他这种面西言东、面东言西的论说实在离谱,他的妄言太过大胆,以致逾越了虽不说真话但不讲假话这样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胡说八道”之一—德国作家“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

 

顾彬一直批评中国作家没有外语能力,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与李雪涛的对谈中(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3722)他又提起,“中国作家不仅不会外语,也拒绝学习外语,这会影响他们的创作,同样也会影响中国在外部的声音”。说到“一国之声”,他还不止一次以德国作对比,在《德国之声》的一个采访中他说,“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12/16/content_5495651.htm)。

所谓一国之声、所谓代表国家人民之全体,如果出自中国政府之口,那不足为怪。法兰克福书展展前一个月的热身研讨会上,中国官方拒绝贝岭、戴晴的借口不就是他们不能代表大多数中国人吗?其实们两人并无“代表”之求,不过是争一个个人与独占“代表”权的中国官方同享言论自由的权利。六十年来在共产党无所不在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无时无处不负着“代表”的重轭:科学技术代表国家民族,文学艺术代表国家和民族,体育竞赛代表国家和民族,……个人已销于无形。所以,才有为中华民族去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这样贻笑大方的咄咄怪事。这种“代表”观念与西方崇尚自由与尊重个人的基本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听到顾彬口出此言,真让人瞠目结舌!他到底是德国人,是在德国出生成长,在德国社会安身立命,求事业、求闻达的!莫不是缘“汉学”之故,顾彬先生变形了?!但愿不是如此!如若不然,如此“汉学”、如此“汉学家”,没有也罢!世界到底干净一点。

不错,德国到处都有作家,有通俗文学作家、有严肃文学作家、有前卫的、有古典的, ……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可以代表德国的文学,是托马斯曼还是黑塞(Hermann Hesse),是伯尔(Heinrich Böll)还是格拉斯(Günter Grass)?这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人,又有哪一位因为“代表德国”而获奖?!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中,顾彬举伯尔、格拉斯为例,说“他们经常代表比较好的德国人,这意味着他们代表一国人民的道德意识”。可是,在格拉斯到79岁之际才透露自己17岁时自愿加入希特勒的冲锋队之后,他自己是否能归入“比较好的德国人”一类,都成问题了。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可以自称“代表德国人说话”?代表什么样的德国人?工人,农民,企业家,流浪汉,大学教授,政府官员,……?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保守的德国人、左派德国人、还是右翼的或新纳粹的德国人 ……? 作家“代表德国”就更不着边际了。在国际事务中,代表德国的可以是在任的德国总统、总理、外长……,而这种代表权限是过期作废的。卸任了、落选了、所属党派在野了,他们也就只代表自己了。文学创作是个人的行为,这种“代表”的话,在德国是傻话、是笑话。或许街头巷尾有人会说这种话,或许幽默小品中会这样的插科打诨。没见一个严肃的学者教授在公开场合会愚言至此,除非他的智力发生了问题。

当然,顾彬先生的智力正常;当然,顾彬先生绝不想危及他著名汉学家的名与利,不单在德国,而且在中国。所以这种“代表”的话、这种“一国之声”的话,他绝不用德文在德国媒体和社会上哪怕是露一点蛛丝马迹,更不必说在英文世界了。但是他会用中文在中国社会对中国人放肆地讲。他欺负中国作家、中国人不懂德文、不懂德国社会。这种放肆与傲慢当然不在“比较好的德国人”的美德之列。不懂外语虽不会直接影响到中文作家的创作,但是不懂外语,却会妨碍个人的视野,甚至伤害个人尊严。顾彬教授一直敦促中国作家学外语,不是没有道理的。可若是中国作家掌握了外语,他顾彬不会尽失中国这方他可以尽意而为的宝地了吗?未必。就是现在中国也有不少德国语言文学学者,但他们基本不或不直接与顾彬以及他那些“胡说八道”起冲突,不去说破“皇帝的新衣”的真相,他们需要挟洋自重,他们需要洋人汉学家进行“国际交流”。但是如果中国作家人人都能大致掌握一点外语,情况就不一样了,顾彬先生自然就会收敛了。

 

“胡说八道”之二—美国确立了科学讨论方式

 

“德国汉学家比美国汉学家更有发言权”,序言的题目已够直白,无须演绎也不易辩解。

一开篇顾彬先生就说,“美国在1933年以后,开始吸纳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紧接着把英语变成了唯一的科学用语,因为当时许多科学家被迫离开德国,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国的科学家也不愿返回自己的家乡。美国汉学所取得的第三项巨大成就是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一种科学的讨论方式,这是一种反形上学的,也可以说是反欧洲的讨论方式”。

且不论是否1933年之后英语才成为国际语言是个大可存疑的话题,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中国的科学家也不愿返回自己的家乡”的论断也是一厢情愿,恰在二战结束1949年之后,大量留学欧美的中国科学家自愿离开西方回到中国。所谓1933年之后美国汉学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反形而上学即反欧的讨论方式,出于一个西方的学者教授之口,就不止是荒诞不经了!这种科学讨论方式的确立,不是美国人的、自然更不是美国汉学的“巨大成就”,相反,它产生于欧洲,是欧洲人对世界的贡献。

哲学上,这种科学方法论起源于上个世纪初形成的分析哲学,它强调经验科学的基础—从经验观察出发,又经过经验事实验证—与分析—论理与逻辑—的方法。经验哲学可以追溯到近代自洛克、贝克莱、休谟以降的英国经验主义,当代分析的方法始自德国弗雷格以及英国罗素的数理逻辑、 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可视为这种科学讨论方式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基础。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如学派领袖石里克(Moritz Schlick)、重要成员如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纽拉特(Otto Neurath)、克拉夫特(Victor Kraft)、费格尔(Herbert Feigl)等都是在德奥两国出生、读书和工作的,大都是学数学、物理和哲学或心理学出身的。维也纳学派的形成与工作始于1922年,1936年以石里克被刺而基本结束。这一切都是在1933年之前发生和完成的,顾彬先生不由分说地把它们推到了1933年后。

要谈科学的讨论方法,这些是不能不了解的;作为科学方法论的ABC这些是不难了解的;而这些,顾彬教授不应当不了解,尤其是当他要谈论这个题目的时候。面对西方的读者和学界,顾彬教授不敢也不会如此轻率、如此傲慢、如此不负责任。对中国的读者和学者,顾彬教授显然缺乏起码的尊重。他的这一类的“胡说八道”在中文界,准确地说在中国的中文界能够如此长驱直入、甚嚣尘上,中国的文学界、中国的德语文学界难辞其咎。他们不能说他们看不出顾彬这类言说的错误与荒谬,他们不能说他们对德国、对德语文化一无所知。他们的沉默纵容了这种洋人及其这类“故说八道”。时常被顾彬训斥,也是自取其辱了。

 

用中文倾诉的怨美情结

 

顾彬先生时而语出惊人,时而似乎欲言又止。在“德国汉学家比美国汉学家更有发言权”的序言中,他称某一问题不能深谈,“因为如果不谈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不被划入反美的那一派,那简直是太难了”。如果“反美”之名令顾彬先生如此为难,那么姑且称之为一种对美国的怨艾之情吧。对美国的这种怨艾之情,在德国并非异数,在政界、知识界,文艺界……都不罕见,碰上什么适当的事件,这种情绪便会陡然高涨起来。顾彬先生也忝列其中,以前不清楚。其实应该能够想到,顾彬先生这一代汉学家不少是当年德国六八学运的骁勇之将。

虽然如此,把上个世纪初产生于欧洲,通行于国际学术共同体的规范视为美国的文化霸权、罪为“反欧”,则近乎漫画式的丑角了。好也罢恶也罢,英文作为国际通用的语言是现实。说“任何一位想有所建树的中国学学者,都必须用英文发表其有关中国的论著”不幸也是现实。对于汉学而言,如果不说通用的、那么首要的语言应该是汉语才对。不用所讨论的语言对它作语言和文学的讨论,至多是隔靴搔痒。但这不是顾彬先生所怨艾的。他是要警醒人们注意:“百余年来德国汉学所取得的成就”,德国的汉学“不论其学术水平还是翻译质量都是一流的”,一言以蔽之,是要争一个“德国汉学家比美国汉学家更有发言权”。把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规范说成是“使自己的词汇和思维结构屈从于美国的主流思潮”,更似一种街头的反美煽情。

顾彬先生热衷分别学术的民族国家所属:欧洲的学术、美国的学术,德国的汉学、美国的汉学、日本的汉学;热衷谈论文学、作家代表国家民族。这种对国家民族的病态热衷似曾相识。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莱纳德(Philipp Lenard)提出反犹的德意志物理学的口号,纳粹德国期间这个德意志物理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另一位物理学诺贝尔主施塔克(Johannes Stark)。德意志物理学拒绝相对论和量子理论,视之为非德意志的犹太物理学,他们要发展出一种与之相对的德意志物理学体系。日耳曼汉学替换了德意志物理学,反犹换成了反美,时间相隔了七八十年。难道这是逃不脱的宿命?!

顾彬先生不是知道学术争论中没有所谓“主流观点”吗,那谈什么“屈从于美国的主流思潮”?据说“学术争论在欧洲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习惯这种方式”(《江南时报》, 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8/42545/archives/2008/707898.shtml)。只有欧洲才是学术自由的?!把美国隔离于国际学术共同体之外,把欧美对立起来,合事实吗?行得通吗?学术风格上—无论是汉学还是其他学科—,欧美会有差异,但在根本的学术规范上,例如学术自由,学术共同体中是容不得国家的与政治的隔离的。顾彬习惯于学术自由的讨论方式?!人们看到的分明是他把学术的争论扭曲为与“美国文化帝国主义” 争夺话语权。有比较才有鉴别,德国的汉学水平与翻译是否一流,不是关起门来说了算的。对此,我没有比较,也不作论断。不过我知道,在八十年代以及进入九十年代,有不少中国当代作品的翻译是汉学家领衔、汉学系在读生动手的集体创作。这种集体劳作自然也参与决定德国汉学翻译水准,是否一流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常言道言多有失,顾彬先生信口开河连连,失则比比皆是。

例如,在给李雪涛所作的序中他强调阅读原著对于研究的重要。这原是不错的。但是说“与美国、中国以及日本相反,德国汉学乃是一门多语种的科学。它所论及的所有著作都应当阅读其原著,这常常也适用于参考文献”,就过犹不及了。仅就阅读汉学原始文献而言,日本汉学不能与德国汉学相比?!是不是有些天方夜谭,是不是过分自恋?!说“在美国或中国,人们往往根据译本对黑格尔的中国观进行批驳”,顾彬先生也许不无道理。不论美国的黑格尔研究实况如何,逻辑上当然不排除有根据英译讨论黑格尔的情形。对于今日中国而言,这话也有言中的一面,中国不是有像王元化这样不懂德文的黑格尔专家吗?但顾彬先生也应当知道,中国也是有懂德文的黑格尔研究者的,一二十年来也有留学德国专攻黑格尔哲学的中年学者。顾彬先生不能否认,黑格尔“这位德国哲学家自然无法像今天的我们一样了解中国”,“今天的我们”如顾彬先生懂中文,黑格尔不懂。尽管如此,顾彬先生还是要求,中国人在了解黑格尔提出的有关传统中国是否存在主观性的问题时,有必要阅读原文。问题是,如果黑格尔没有阅读中文古典的能力,那么他怎么能“提出”传统中国是否如此或如彼的问题呢?这种提问在学术上有任何意义吗?

顾彬先生这样郑重其事,是嘲笑黑格尔,作弄中国人,还是哄骗自己?!

2006年秋格拉斯通过媒体披露了他在新作《剥洋葱》中提到自己在十七岁时参加了纳粹的冲锋队,引起哗然。有批评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该用这种手段为自己的新作促销。看过顾彬的序后,我不禁生疑,冠这么一篇序不丢人吗?转念一想却也不尽然。不是这篇搞笑的序,我会注意到李雪涛先生这本书吗?顾序的媒介之功无论如何不能抹杀,正面也罢,负面也罢。

 

还学文,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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