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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尘埃落定看法兰克福书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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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落定看书展 (三)

—中国主宾国的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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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正在起变化—颠覆后的书展

 

颠覆后的书展,一言以蔽之,变化。变化在一切方面迅速地发生:展方在变,显著而果断地;中国官方在变,静悄悄地;德国的民众和社会在变,深刻而积极地。

经过“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前后几乎是灭顶之灾,书展迅速转弯,转得果断、彻底。书展负责人博斯在开幕式上明确表示,书展一如既往地支持对话促进交流,秉持明确的原则—言论自由的权利,为一切方面提供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为主宾国举办的各项活动面向一切中国人:官方的中国人、批评政府的异议的中国人、少数群族的中国人、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的中国人。书展履行了它的诺言,异议的中国人贝岭、戴晴正式受邀出席开幕式,而且还有中国政府绝不见容的世界维族大会主席热比娅也受邀访展。一个月前,媒体轰击之下的博斯还得狼狈地向中方道歉,换得他们返回会场。此刻,书展、毋宁说是德国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媒体、民众和政府,展现了它们的力量。书展负责人主持人博斯充满信心:书展不是联合国,虽然我们无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不回避冲突。

热比娅一行维人参观了第六馆中国的展位,平安无恙!中国官方毕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出乎意料地迅速收敛了最初的蛮横。中国官方在变,悄悄地变,变得安静了。在看过一个月前讨论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退场和梅兆荣的颐指气使,面对梅克尔总理开幕上直陈自由文字对独裁统治的威胁与瓦解时,德国的媒体与公众惊异地发现,贵宾席上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竟无反应,在过后的几天中居然也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这是最生动的进与退、得与失的辩证法。对德方而言,在颠覆之前是退与失,在颠覆之后是进与得;对中国官方而言,在颠覆之前是进而失,在颠覆之后则是退而得—至少在国际社会上不再继续丢脸。

然而,颠覆后最深刻最重要的变化是读者的变化,是德国民众的变化。颠覆惊动了读者、观众和社会,他们睁开了眼睛,以好奇的心灵,以审视的目光,认真地去观察一个真实的中国。与其他展馆相比,第六馆的中国展位显然安静而冷清,因为那里没有党国控制之外的自由言论与交流。第五馆外交部和波尔基金会的论坛举办了多场中国主题讨论,吸引了许多听众。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于建嵘在论证“我们政权”的强大与稳定,接下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与海外诗人杨炼的对谈,听众特别多。看到座中的中国面孔,他们会主动和你交谈,与你交流个人的中国经验、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观众的目光不再仅仅集中在官方中国那里,他们在寻找和倾听另一种的中国人的声音,异议中国人的声音,流亡中国人的声音。正因如此,第三馆《法兰克福汇报》大展台斜对面《大纪元时报》窄小的展位,它陈列的图书和报纸,那里作家平台的演讲和讨论,不断地吸引着许多关心中国的读者驻足流连。

颠覆之后,再想操纵和导向德国民众的中国观,无论是对哪一方—中国官方还是德国政治和社会中被收买的获利集团—,都不那么容易了。

 

书展上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1015下午,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夫人来到《大纪元时报》的展位上,表达她对对抗共产党独裁的独立媒体和流亡的中国异议作家的支持:如果我能通过任何一种形式为你们提供任何一种支援的话,如果我的获奖能够为你们提供一种保护的话,我将非常高兴。闻者动容。这位十六七岁就走上反抗极权之路的纤弱而瘦小的女作家理解反抗的艰难:我能够想象你们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为此承担怎样的风险。希望你们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希望不久能偶出现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强制的力量,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她尖锐地批评,如今世界令人遗憾地仍然对专制政权采取让步、容忍,并且极力寻求妥协的态度。

书展上还有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十年前这位誉满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的作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七十九岁之际他在新书《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透露17岁时曾加入希特勒冲锋队。面对公众,他辩解六十年前自己还少不经事。一样的年纪,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同仁米勒女士已经加入反对运动了。为什么顶着共和国道德权威的桂冠却一直隐瞒了这段历史?他没有回答,面对批评却抱怨待遇不公。格拉斯不仅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党派知识分子。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尽管他的著名社会民主党人朋友、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彼此相属的,要在一起成长”的名言,他坚持反对两德统一。他战士般地指责书展开幕式上梅克尔总理对言论自由的坚持是对书展主宾国居高临下,绅士般地体谅一个钳制言论自由的政府,对他那些因此而受难的年轻的中国同行却未置一词。

他们会把他储存在记忆里,一种与那个剥夺他们表达自由的政府分不开的记忆里。

 

里普根没有避开的收获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以颠覆始,始于里普根—书展国际中心主任、中国项目负责人,是他为书展先是邀请后又撤邀了戴晴和贝岭两位非官方个人,而这两个客人又不期而至。不料又以颠覆终,又是终于里普根。他在闭幕招待会前通知两位:接外交部通知,会上不安排他们讲话。事情曝光到媒体,里普根被书展解聘,立即生效,理由是,涉及书展主宾国中国与他“持续的协调困扰”。

他被解聘,引起不少人同情,认为他是做了替罪羊,先是他的雇主—书展或者说博斯—的替罪羊,后也是他雇主—外交部—的替罪羊,外交部也是书展的主办人之一,书展国际中心隶属外交部。

里普根真是在夹缝中进退两难?他的老板书展负责人博斯在910新闻发布会后立即公开表示:当然不能有附加条件。在德国,一切合法的都是允许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书展上也是如此。法兰克福不是可以控制公众与言论的地方。里普根何来压力非在最后一刻再去排挤非官方的中国人士?带着这个疑问,我去寻找不见于正式场合的里普根的意见。

在两位非官方人士戴晴、贝岭受邀又被撤邀出席书展前奏讨论会的内幕曝光后,德意志电台当即(910)当即采访了里普根,称之为项目主任的辩护。(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thema/1031989/)。姑且不谈里普根坚持书展没有邀请两位非官方人士因此并无撤邀之说的矛盾不实之词,而视之为这类情况下常见的“正当”防卫。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对这个显然的错误理直气壮的政治辩护!不错,压力是来自中方,而且十分蛮横,里普根告诉记者,“我们的合作者、即组织委员会、书展的中国客人强硬表明,我们绝不要在法兰克福看见这两个人,他们来,我们就撤”。而他,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中国官方的压力,施加到两位非官方人士的身上,晓谕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参加使讨论会流产,他们还是不来的好,否则要担太大的责任”。姑且继续把它视为里普根的正常防卫,不过撤邀一事是确有其证了。里普根先生不适可而止,再一步就跨得太过了,“讨论会的目的是和我们的合作者、中国官方对话,而不是什么人权、言论自由的问题,……中方明确表示,这两个人的出现会损害这种会谈”。可这是书展组织的活动,是公开的讨论会,不是秘密的外交会谈!里普根可能不知道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至理名言,“秩序”可是在德国人的血液里观念,他难道不清楚,他是书展项目的负责人,不是外交部的官员?!不能全身而退,他怪不得别人。

书展闭幕式招待会取消戴贝两人的发言,几乎是书展前奏讨论会邀、退二人的重演。这种重演是冒险的,而里普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没有认真感受书展一个月以来的变化,拒绝面对两个非官方中国人作为平等的有尊严的个人。这种重演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在先的事故有书展顶着,有博斯出来道歉。闭幕招待会的事故发生在外交部的名义下,却没有人出来为他顶住了,他必须自己承当。被解聘的理由,与他“持续的协调困扰”不是没有道理的,里普根再一次触犯了书展安身立命的底线—言论自由,损害了好不容易修复的书展的形象。这一次书展失去了耐心。

如果有机会,里普根可能会继续重复类似的错误。解聘之后,像一个月前一样,他又不断地重复,书展没有请戴贝两人在闭幕招待会上讲话,那不过是他们梦笔生花的想象力。如此,里普根先生通知两人取消发言,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也许,这是有里普根先生躲不开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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