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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无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下)(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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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下)

─在犯罪中得救赎

─还学文─

 

 

《历史与阶级意识》

 

马克思和列宁卢卡奇读得都不多,他鄙视粗俗的唯物主义。一九一八年革命期间,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主要受到无政府工联主义影响,而第三国际的左翼极端主义者基本是在工联主义控制之下。对于列宁而言,这意味着对他的思想以及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二○年发表的“共产主义者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毁灭性地抨击了这些人,作为当时匈共领导人的卢卡奇自然也在其中。这是卢卡奇知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的背景。

《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于一九二四年出版,这本书奠定了给卢卡奇之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为他带来了生前身后名。有的评论(17)甚至认为,“就其不无争议的成功、它思想上的跳跃以及它的激情而言,《历史与阶级意识》可以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比,它一问世就获得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承认”。然而史实并非如此。首先,这本书并没有立刻得到承认,卢卡奇三十年代在苏联被迫长期对该书保持沉默,此后很少有人再谈起它。就其社会政治影响而言,把该书和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显然不恰当。他回到黑格尔、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提出了新的解释,确曾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的经典,但那已成过去。

卢卡奇拒绝“物质”先于“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试图为马克思主义提出新的哲学基础,这一哲学基础由三个主题构成:整体性概念,物化概念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一.继承黑格尔“绝对”的观念,卢卡奇提出“整体性”(totality)思想。他坚持黑格尔自然与社会之为绝对精神外化的思想,反对自然的辩证法和经济的优先性。他提出:经济是自然的对象化,政治是社会生活的原则,美学、道德和思想是精神的古生物学。历史表现为自我意识的展开过程,表现为它的一切彼此联系的因素的辩证运动。黑格尔认为,当下的、实际存在的并不是真正的实在性,因为它们尚未完成;只有在意识完全实现的阶段、在历史的终结,人们才可能获得真理。相应地卢卡奇提出:在历史的终结,客体与主体、自然与历史将在理性中克服它们异化与分裂,达到合一。

二.卢卡奇用“物化”的概念表示人与对象的“异化”。根据他,在“物化”中人与对象异化为物,因而丧失形成和发展自己本质的能力。“异化”是卢卡奇的历史哲学的基本概念,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必要性的基础。以希默尔《金钱哲学》一书中关于异化与合理化一节为基础卢卡奇发展了他关于异化的思想,作为异化现象提出了阶级局限性和思想的物化。

第三个主题是阶级意识。卢卡奇的出发点是:一定的思想方式表现为某种理想类型,为一定的社会集团所特有。然而,要是不同的社会阶级各有不同的思想方式,人们如何区别真实可靠的知识呢?实证的经验科学的观点认为,只有通过经验事实的验证,或如波普,通过证伪确定。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参与决定认识过程的还有科学家个人的思想、他的阶级利益及其达到真理认识的辩证过程。沿用黑格尔“世界精神”可以通过具体民族体现的观点,卢卡奇提出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的命题。根据卢卡奇,阶级意识是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思想类型,通过共产党,无产阶级可能自觉地意识、形成和表达它的阶级意识;而共产党能够超越资本主义个人意识的物化而洞察历史的必然性,从而超越一切思想方式都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达到普遍的真理性认识。经过这种纯粹观念的“辩证法”,一种特殊的、个别的思维方式摇身一变成了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并且因为反映了客观实在与历史真实而具有“批判”现实的实践力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魔力之所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式重构,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左派知识分子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包括从布洛赫、本杰明到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库塞在内的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aerung》)提出“进步”理性带来消极后果,可以直接回溯到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当代法国哲学家L. Goldmann、卢卡奇的法文译者甚至认为:海德格的《存在与时间》明显受到卢卡奇以物化(Verdinglichung)观念为根据的历史形而上学的影响。

对于卢卡奇及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亚斯贝尔斯有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在他的个人藏书《历史与阶级意识》(第一版,现存于巴赛尔Hans Saner处)中,人们可以看到如下的眉批:“象一切马克思主义一样,充满令人难以置信的分析的简单化与粗暴的彻底性”,“没有提问,没有研究,只有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亚斯贝尔斯批评卢卡奇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为行动指出方向,而是证明一切行为都同样正当”。他发现,“差不多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切学说,都十分偏狭,既不正确也不准确”。卢卡奇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亚斯贝尔斯认为是“狂热偏激,从教条、原则和非理性动机出发的不负责任的盲目行为”。他认为卢卡奇是属于那种“充满仇恨盲目而愤怒信仰的志得意满”的人。他相信,“既使一切都失败了,卢卡奇也不会想到自己有责任,而是首先想到控告耶和华、那位邪恶的上帝”。

 

布鲁姆提纲

 

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卢卡奇流亡维也纳。在滞留维也纳的十余年间,他差不多完全默默无闻,在政治与学术上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表现与建树,值得一提、且必须一提的是他一九二八年五月向流亡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布鲁姆提纲(BlumThese),当时他化名Blum。多少年后,卢卡奇一直引以为自豪,标榜布鲁姆纲领是他“对第三国际宗派主义的反击”。

事情是这样:流亡中以兰德勒(J. Landler)为首的一派主张通过合法斗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以共产党总书记昆为首的激进派代表了党内的多数,他们坚持要求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阶段理论,指责兰德勒的主张是机会主义,而卢卡奇“布鲁姆提纲”代表的正是兰德勒派的政治路线。卢卡奇未料会受到两面夹击:激进派攻击“布鲁姆提纲”的右倾机会主义将葬送匈牙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兰德勒一派指责卢卡奇早期的左倾极端主义,认为他现在是政治投机。结果是卢卡奇作公开的自我检查。检查中,他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并且更进一步,说“就我今天的认识而言,我认为对‘五月提纲’的批评还不够彻底。它没有批判它的民主革命路线,甚至没有指出它把民主作为劳工运动战场的错误。在当今帝国主义时代,民主已经沦为法西斯主义了。”最后,他强调自己半年多前就和“五月纲领”划清了界限,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公开信对他的批评,坚决支持对“五月纲领”展开强大的意识形态批判。(18

卢卡奇五集政治论文集编者,西德的班赛勒(Frank Benseler)对卢卡奇在维也纳的遭遇满怀同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卢卡奇是一位悲剧性的英雄:“得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学术界的承认,被已往恭维他的文学界讥笑,为自己的国家所不容,又被自己的党所攻击。他不顾个人的利益和家庭的需要、不知疲倦地献身于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为基础的哲学启蒙和发现历史真理的使命”,他甚至把卢卡奇在“布鲁姆提纲”一事上的表现归咎于流亡生活的非常状态(19)。卢卡奇抱怨,“搬到了Hteldorf,我也置于Gertrud(卢卡奇的妻子)的王国之下了。我得和她一起教育孩子,要为无穷的日常琐事操心,在一家团聚的餐桌上要和孩子们对话,要倾听她,回答她。这种生活方式我实在无法忍受。”班赛勒十分惋惜个人的不幸使卢卡奇绝望地把自己投入党内斗争。(20

不幸的是,这种政治上的反复在卢卡奇远不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

 

莫斯科时期

 

三十年代,卢卡奇辗转来到莫斯科,在那里呆了十五年,到二战后重返布达佩斯。很遗憾,我们只能按这一顺序介绍卢卡奇,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决定了他一生的历史,一九一八年以后,卢卡奇就再也没有偏离国际共产历史轨道的作为。

在苏联三十年代的清洗中,季诺维也夫受到整肃,而匈共领导人昆又是季诺维也夫一派的,于是卢卡奇作为昆的对手幸免于整肃,但他也不是一直走运。卢卡奇识时务,知道人要能曲能伸。在共产主义学院哲学部,卢卡奇可怜巴巴地作深刻的自我批判,信誓旦旦地向听众表白他不可动摇的正统共产主义信仰,称在莫斯科的岁月为他“生命中最和谐的日子”。他这一时期的“文学”研究一如他在政治风云中周旋。他撰文鼓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吹捧所有当时拥护苏联的西方作家如费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罗曼罗兰、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等。卢卡奇在莫斯科时期留下了大量文字,而所有这些文字都有一种闪烁其词的两面性,充斥着二流的谎言,是他一生中最无价值的文字。他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展望”、“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批评”,讨论“文学史中的马克思主义或是普鲁东主义”、“马克思和列宁为什么批判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讲“资产阶级和社会进步”和“现实主义的胜利”。他坚持,“对个人的历史描述,只有当它能够展现资本主义社会中重要的历史力量时,才不会沦为琐碎”;他主张,“个人间的斗争,只有当它们能典型地、准确地反映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时,才具有客观性和真理性”(见《小说的特殊形式》)。题目是文学的,但内容则完全是非文学的,有许多简直就是直接的政治宣传。(21

卢卡奇的一生不断地沉沦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天堂与地狱的轮回之中。一九四五年他再度进入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会,受聘在布达佩斯大学教授美学。四年后(一九四九年)匈牙利内政部长以与铁托密谋反对斯大林的罪名被处决,卢卡奇也受到牵连而被批判,批判他鼓吹唯心主义、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当时苏联文化部长日丹诺夫对“向西方文化作揖,反现实主义”思想倾向的代名词,诬蔑列宁,偏爱资产阶级作品,没有充分肯定社会主义苏联的进步文学。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卢卡奇公开发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承认自己缺乏对苏联文学的足够注意,并立即发表了两篇关于苏联小说的评论。卢卡奇亲近的学生对他的妥协深感失望,他却不以为然,“在关键之点,我没有任何自我批评!……我在文章中没有说黑格尔一个字,……”

这是实话。卢卡奇一生坚持辩证法原则,坚持目的的辩证法、坚持必要的恶,坚持手段的辩证法、坚持价值等级,坚持为了更高的目的,必要时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并且必须两面三刀。他向来都是既说是又说非,据说这是心理与哲学的最高境界。他以辩证法辩护暴力、辩护斯大林主义、辩护自己的伪善。

裴多菲俱乐部中有许多党员知识分子,卢卡奇也在其中,并且是属于主张激烈改革的一翼。后来人们从卡达凯(Kadarkay)(22)得知,“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卢卡奇总是以‘但是’表示他的保留。应该取消国家对文学艺术的检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文艺倾向机会均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应当对话,但并不是说一切思想都可以自由竞争。应当对读者开放当代文学名著,但这并不是说就可以宣传推销卡夫卡和乔伊斯”。在一九五六年起义之前,共产党已经普遍失去了人心,卢卡奇甚至预计,如果选举,共产党得票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月二十五日卢卡奇进入纳吉的内阁。在纳吉宣布取消一党专制的同一天,卢卡奇提出了辞呈,理由是政府中有斯大林主义分子。一周之内莫斯科决定出兵镇压“反革命”。在对一切可能的人、物证据调查之后卡达凯得出结论:卢卡奇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这位机智的生存艺术家事先得知俄国人将要干涉。纳吉惨遭杀害,卢卡奇又一次死里逃生。一个月之后他回到布达佩斯,表示不再过问政治了。十年之后,在逝世之前,他收到退回的党证。

卢卡奇不是胆小鬼,他头脑机敏、意志如钢,是一个坚强的个性、热烈的激情与冷静的理性的混合体。在晚年的回忆中,卢卡奇谈起少年时与母亲的游击战(23)。当时,孩子犯了过错要被关进一间小木屋里受罚,如果向母亲认错,则可以提前“释放”。卢卡奇告诉人们,如果是中午一点以后被关他就不认错,因为父亲一点半回家,母亲一定会在父亲回家之前早早放他出来;如果是一早上就被关了,五分钟之后他就会认错,因为硬充好汉、白白被关好几个钟头是划不来的。

一个瑰丽的谎言结束了。

 

后记

 

对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社会中成长起的一代人,卢卡奇的名字并不陌生。但一般人所知道的仅只是,他著有《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他是一位黑格尔式的美学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这一代青年无缘直接读他的书,也不清楚他的历史,只是风闻他的声名与影响,并不真的了解他思想与价值。

作为布洛赫、本杰明的同时代人、作为西方左派的精神前辈,近几年我开始认真留意卢卡奇的著述与生平,于是发现了上述介绍给读者的种种。卢卡奇一生中只有在其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的短暂时间是在从事学术研究,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粗俗的马克思主义翻版、“物化”的概念只是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别名,他那卷帙浩繁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美学史上不会真正留下任何痕迹。追问他何以如此、是否时势使然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这样的事实,卢卡奇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有意义的思想与观念。

 

一九九三年元月于德国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85期,19935月)

 

注释:

 

1.Ilona Polanyi的《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一书。

2.传记作者为埃罗依瑟(Arthur Eloesser18701938),匈牙利记者、作家和戏剧理论家。

3.一九七一年在逝世前几个月,八十六岁的卢卡奇写了一个自传提纲,名为“活着的思想”(“Gelebtes Denken”)。该年三月到五月之间,IstvEsi就该自传提纲对他进行了采访。

4.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oeder18221893),霍亨左伦王朝皇家银行家,卑斯麦的财政顾问。因对一八六六德法年战争筹款有功,成为第一个没有受洗而被封为贵族的犹太人。

5.巴拉什(Bela Balasz,又名HerbertBauer18841949),匈牙利诗人和电影理论家。

6.法兰西斯卡为十二末十三世纪初(1181/821226)意大利天主教修道士,以信仰笃诚、乐于助人、生活清廉知名,在基督教历史上称阿西西的法朗兹(FranzvonAssisi)。

7.希默尔(G. Simmel18581918),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哲学上他从生物进化论和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批评绝对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后期转向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学。社会学著名著作有《社会化的形式》(《Formen der Vergesellschftung》),讨论个体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是为形式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社会学理论深刻影响了帕森斯(Parsons)的结构功能理论以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对当代美国的社会学也有很大影响。

8.参见《物化与乌托邦─巴黎纪念E.布洛赫和G.卢卡奇百年诞辰国际讨论会论文集》(《Verdinglichung und UtopieBeitraege der internationalen Kolloquiums Ernst Bloch und Georg Lukacs zum 100 Geburtstagin Paris,hg.von Michael Loewy u.a.,Frankfurta.M.,1985)中Eva Karadi:《韦柏身边的布洛赫和卢卡奇》(《Bloch und Lukacs im Weber-Kreis》)一文。

9.见匈牙利流亡作家Ervin Sink《乐观主义者》一书。

10.萨文柯夫(Boris Sawinkow,化名V.霍普辛V. Ropschin18791925),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领袖。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一九一八年从苏联出走,一九二四年非法潜回,后被捕。是被处死还是自杀,不详。

11.埃克哈特(Johann Eckhart12601327),多米尼克教士,德国宗教神秘主义大师,他的主要思想活动是对超自然的信仰进行逻辑知识的重构。

12.关于“星日聚会”见A.豪赛:《与卢卡奇对话》(A. Hauser:Im Gespraech mit Georg Lukacs》,Muencchen1978)中“布达佩斯的‘星日聚会’”(“Der BudapesterSonntagskreis’”,Interview von der ungarischen Television, mit Christoph Nyiri,1975 in London)一文。豪赛(18921978)本人为“星日聚会”成员,艺术社会学家,一九三八年移居英国。

13.Mialy Karolyi18751955),匈牙利国民大会主席,一九一八年匈牙利民主政府总理兼国家总统,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后流亡国外。

14.Bela Kun:匈牙利共产党主席,一九三四年在苏联被清洗。

15.见《卢卡奇:策略与伦理─政治论文I19181920》(Georg LukacsTaktik und Ethik – Politische Aufsaetze I 19181920》),编者班赛勒(Frank Benseler),达姆施达特(Darmstadt),1975年。

16.Chiliastisch一词源于Chiliasmus,意指对耶稣基督复活后千年王国的期待,在教会的头三百年以及中世纪一直以小教派的形式不断出现。

17.Arpad Kadarkay:《卢卡奇:生?思想和政治》(《Georg Lucacs: Life, Thought and Politics,Blackwell)。

18.见《卢卡奇:民主专政政治论文集V19251929》(Georg Lukacs Demokratische Diktatur-Politische Aufsaetze V 19251929》),达姆施达特(Darmstadt),1979年。

19.见注解17),编者后记。

20.见卢卡奇的访问录音以及他的自传性文字《追随马克思的一生》(《Mein Weg zu Marx》)和《附言一九五七》(《Postscriptum 1957》)。

21.见《卢卡奇:莫斯科文集─关于文学理论与文艺政治一九三四一九四○年》(Georg LukacsMoskauer Schriften –Zur Literaturtheorie und Literaturpolitik 193440》),编者班赛勒(Frank Benseler),法兰克福(Frankfurta.M.),1981年。

22.见注解16

23.见注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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