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还学文]首页 

还学文
博客分类  >  其它
还学文  >  未分类
还学文无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上)(1991)

10232

无产阶级理论家卢卡奇

─在犯罪中得救赎

─还学文─

 

 

短序─恶的道德家

 

三十年代末,在一位前匈牙利共产党人所著《共产国际》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我向这位理论家、也许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中唯一一位有头脑的人提出一个问题,党的领袖是否可以对党内同志撒谎欺骗?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伦理以承认必要的恶为崇高的责任,这是革命要求我们作出的伟大牺牲。共产主义者相信,恶经过历史的辩证法将转化为善。”(1)这位理论家就是卢卡奇。

一九二四年出版的小说《巫山》(《Der Zauberberg》)中塑造了一个犹太─耶稣会教士革命家形象纳夫塔。纳夫塔反对自由主义,主张以铁血的手段把人们从愚蠢的自由主义下解放出来。“无产者(指纳夫塔)接过了葛里高利大帝的功业,也继承了他对上帝狂热。象上帝一样,纳夫塔不怕双手沾满鲜血,他的使命就是以恐怖疗治世界,拯救人类,实现一个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伊甸园”。自由主义者赛特木布里尼对他指出,他的基督教救世论与社会主义信仰相互矛盾,纳夫塔回答:“对立是可以统一的”。小说的作者是托马斯·曼。一年之后(一九二五年)出版的托马斯·曼传记(2)指出,《巫山》中纳夫塔的原型是卢卡奇。托马斯·曼与卢卡奇是世交的朋友,而这本传记是经托马斯·曼本人过目的。四十多年之后在一九七一年的采访(3)中,卢卡奇亲口证实,“毫无疑问,纳夫塔是以我为原型的”。纳夫塔或卢卡奇的罪的辩证法是,“只有从彻底的破坏中、从道德的崩溃中、从时代所必须的神圣的暴力中才能达到绝对。”

对于知识界,卢卡奇的特殊魅力就在于他那拒绝常识理性与常规社会道德思想的“菁英”性格。

 

罪感的沉溺─青少年时代

 

乔治·卢卡奇,一八八五年出生,成长於已经同化了的匈牙利犹太上层社会,这个阶层产生了许多杰出人物,象世界知名数学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社会学家曼海姆都是卢卡奇的同时代人。卢卡奇父亲原名洛文格(Josef Loewinger),十三岁时离开学校,十八岁到了一家银行作雇员,五十岁上作了匈牙利中央信贷银行的总裁。一九○一年,洛文格花钱买到贵族的封号,改姓冯·卢卡奇(von Lucacs),一九○六年当上枢密官,又与政府总理Istvan Tizab结为密友,成为当时奥地利─匈牙利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很使人想起当年卑斯麦的财政顾问、犹太人比莱希罗德(Bleichroeder)(4)。

出于明智的实际考虑而不是信仰的理由,卢卡奇在二十二岁那一年改信了基督教。他深以贵族的头衔为自豪,这个贵族的“冯”字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入党之时才不忍割舍。青年时代的卢卡奇与布洛赫和巴拉什(Bela Balasz)(5)保持了相当一段“神秘的兄弟关系”。三个人各不相同,布洛赫是食客,巴拉什是女人的偶像,卢卡奇大多数时间象个苦行僧,虽然过着体面而优裕的生活,他却深深地着迷於法兰西斯卡(6)式的禁欲。那时他的救主是“时代的伟大的先知”尼采,对于任何问题,从宗教、命运、情欲到文学格调,卢卡奇都要向尼采请教,甚至还摹仿尼采蓄起了八字

年轻的卢卡奇曾深深爱上一位名叫依尔玛·赛德勒(Irma Seidler)的女画家。他称依尔玛是他“灵魂的主宰”,依尔玛使他沉醉而迷惑,在性关系上卢卡奇却对她一直保持距离。而对卢卡奇无望的爱情也使依尔玛痛苦,沦为巴拉什情欲的牺牲品又使她深感屈辱,一九一一年依尔玛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对依尔玛之死卢卡奇深感负疚,长久地为一种沉重的罪恶感所纠缠,于是他转向陀斯妥也夫斯基。他相信陀斯妥也夫斯基启示给他一个双重真理:虽然正直的生活以善为前提,然而人们只有经过罪恶才能得救,只有真正的无望与屈辱才能导向宗教和再生。罪恶作为尘世的现象是黑格尔“世界精神”的对称物、是它的外化,经过辩证运动它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归到“绝对精神”。这种对恶的必然性的信仰后来成为影响卢卡奇一生的思想基础与行为准则。卢卡奇,后来一直准备写一部关于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书,建立一个把神秘主义与革命暴力、诅咒与救赎统一起来的道德体系。

 

从“罪与罚”到“必要的恶”─海德堡时

 

为了完教授资格论文,卢卡奇一九一二年来到海德堡,从师希默尔(G. Simmel)(7),同时也认识了马克思·韦柏。希默尔主要是一位社会学家,创立了形式社会学理论。哲学上他持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后期转向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他海德堡的同事韦柏却嫌他的理论缺少一种认识论上的可靠性与明确性,对韦柏而言,首要是方法论与认识论。布洛赫也于同一时期来到海德堡,在思想风格上人们都把他和卢卡奇视为孪生兄弟。布洛赫思想变化多端,每一种新时髦都能立刻影响和改变他的观点。韦柏不能容忍他提出“新而独立”的命题而不作论证,认为他对待学术态度轻率,缺乏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严肃与正直。与布洛赫相比,韦柏更看中卢卡奇。他常常和卢卡奇一起讨论,并设法使他摆脱布洛赫。一九一三年他与卢卡奇同游罗马,一九一六年还去布达佩斯看他,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他保持通信联系。然而卢卡奇在海德堡最终没有完教授资格论文,除了一些外在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哲学上在“科学”与“形而上学”方向,事业上在学院式道路与自由文学生涯、专业哲学家与自由评论家之间的摇摆不定。(8

海德堡时期可以称为卢卡奇一生中真正的或唯一的学术时期,这一时期他大体完成了两本日后奠定他美学理论家声誉的著作《灵魂与形式》(《Die Seele und die Formen》,1911)和《小说理论》(《Die Theorie des Roman - Ein geschichtsphilosophischer Versuch ueber die Formen der grossen Epik》,1916)。这两部书中收集的海德堡时期的论文也沉淀了韦柏与布洛赫对他的影响,以及两者在他思想与灵魂上激起的冲突。卢卡奇把美学解释为一个尚未被异化的、自主自足的价值领域、一个理想的本质世界。他提出,艺术家的对象是具体的,它的意义存在于形式之中,而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哲学批评的任务。作为其美学理论的基础,卢卡奇同时致力于建立一种历史哲学,一种从费希特出发的历史哲学。费希特认为,一个时代必须经过它低潮,堕落、衰亡与毁灭才能过渡到另一个时代。在《小说理论》一书最后一页,卢卡奇告诉读者,“我们生活于极端的罪恶之中”。从海德堡归来后来,作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的卢卡奇不断地谈到费希特,“人类在自我辩证展开的过程中必要经过一个绝对罪恶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来临。谁要错过时机,不能顺应历史的要求,那么他不是拒绝罪恶,而是拒绝了告别罪恶的唯一的出路”(9)。

 

膜拜“积极的恶”─恐怖主义的洗礼

 

到海德堡一年后,卢卡奇热烈地爱上了叶列娜·格拉班科(Jelena Grabenko),一个矮小的、激情如火的女人,一个半疯狂的俄国女革命家。卢卡奇当年的“神秘兄弟”巴拉什在日记中记述了对她的印象:“她简直就是陀斯妥也夫斯基人物的活典型,她的经历、她的感情、她的想象力都好象是出自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她是一个恐怖分子,她曾长期被监禁,危险而紧张的工作摧毁了她的健康和神经,现在她疲惫不堪、疾病缠身。”卢卡不顾家庭的反对他和叶列娜结了婚。世纪初的性解放绝不比今日逊色,性生活上的杯水主义流行一时。婚后不久,卢卡奇与叶列娜两个人的家庭便扩展成一个三位一体。叶列娜弹钢琴,卢卡奇洗碗、铺床,叶列娜的情人、钢琴家布鲁诺·施太因巴赫(Brono Steinbach)愤愤地在房中踱步,不时抽叶列娜几鞭子。很快,三个人的精神便开始崩溃,同时成为当时在海德堡作心理医生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亚斯贝尔斯的患者。叶列娜原是社会革命党恐怖组织的成员,她热情地向卢卡奇介绍社会革命党恐怖主义领袖萨文柯夫(Boris Sawinkow)(10),向他传播怖主义理论,引他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萨文柯夫认为恐怖主义是一种爱的行为,它指向社会主义和人间天堂,是象基督复活一样的伟大业绩。这种观点坚定了卢卡奇“积极的恶”的信念,促成了他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转变。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匈共一成立,他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入党不久后的一篇文章“策略与道德”中,卢卡奇要求,“在崇高理念的祭坛上,卑微的自我必须牺牲自己”,“以顺应世界历史的要求”。文章以萨文柯夫的话结尾:杀人是不能允许的、无可宽恕的罪恶,然而却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正是那些坚定不移的、明知不可杀人者的悲壮的谋杀行为具有道德的本质。显然,卢卡奇向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并不是偶然的。对于现代思想史研究来说,乔治·卢卡奇的特殊意义即在于,他从恶的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向政治革命的直接过渡。

一九二○年在致卢卡奇的信中韦柏明确地告诉他,“尊敬的朋友,当然是政治观念的分歧使我们分手”。卢卡奇视马克思主义为历史辩证法的必然,无产阶阶级革命为拯救世界于资本主义末日的必要手段。而韦柏则认为,革命不过是血腥与暴力的狂欢节,一九一八/一九年的革命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在历史进步名义下的社会革命将导致经济与政治上种种肤浅的躁动与混乱。

 

布达佩斯的“星日聚会”

 

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绚烂多彩而充满魅力,但对犹太人而言仍然不是无保留地敞开大门的,就算他们已经同化、就算他们拥有贵族的封号,而这一代犹太青年又已剪断了与他们父辈世界的一切联系。如果说有某种特别的情绪迷漫在他们之中,那么这种情绪就是恐惧。在末世主义与异化的观念中,这种文化迷惘找到了自己的表达。在那些以宗教的语言宣泄其热情与绝望的作家象克尔凯郭尔、陀斯妥也夫斯基那里,这些年轻人发现了自己的救主。他们倾心宗教,却不是为了追求神,而是追求神性,一种能超脱自我、升华自我、使之与绝对融为一体的神性。韦柏称卢卡奇为德国式的末世主义者,巴拉什也认为卢卡奇更象一位“先知”而不是“幻想家”,因为他“对幻象没有足够的相信,象对陌生的地方一样他对幻象感到恐惧”。不独是卢卡奇如此,在布洛赫和本杰明那里人们发现同样的情形。末日感是当时的一种世纪病,保守主义者诅咒自由主义的一切,从民主政治制度到现代科技与社会组织;激进派的要求推翻现存世界的社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剧了这一切。

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时,卢卡奇从海德堡回到布达佩斯。“星日聚会”(Sonntagskreis)就自那时起开始形成。布达佩斯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每周聚会一次,大多是在诗人巴拉什的住所,人数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在十五人上下,聚会的灵魂人物是卢卡奇。他们的关心基本上是社会和伦理的,兴趣主要在宗教与神秘主义上。讨论的主题经常是十四世纪德国宗教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Johann Eckhart)(11)、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及俄国作家托斯妥也夫斯基这样一些人物。这些大师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主导,他们完全不理会当时正在崛起的实证主义思潮,这个团体基本上处于卢卡奇和他所传播的德国思想的影响之下。美学上“星日聚会”基本上被卢卡奇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主导,除了“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之外,法国文学他们几乎不碰。

卢卡奇的独断作风,“星日聚会”成员几十年后仍然记忆犹新。对自己不喜欢的思想和行为卢卡奇总是固执地坚持他先入为主的偏见,对当代思潮的批评尤其独断、偏执,俨然是裁判真理的大法官。论影响,“星日聚会”中除了卢卡奇就要数曼海姆了。起初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后来大家逐渐热衷于社会分析,曼海姆的影响有压过卢卡奇之势,以至卢卡奇指责曼海姆滥用了他的思想。两人的关系很快冷却、到后来差不多反目成仇。(12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星日聚会”也随之解体。

 

投身革命

 

多瑙君主国解体后,一九一八年匈牙利成立了以Mialy Karolyi13)为首的民主政府。同年,从俄国战俘营放回的昆(BaKun)(14)建立了共产党,公开宣布为政府的反对派,号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社会上日益增长的暴力倾向,Kolyi政府逮捕了包括昆在内的大部分匈共中央委员。匈共立即组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开始准备武装起义,计划以总罢工开始,接着进行武装暴动,然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无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起义并没有发生。在协约国对匈牙利领土完整的威胁下Karolyi政府倒台了,昆明从监狱中放了出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发表联合声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卢卡奇进入苏维埃共和国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务委员会负责思想教育,推行“灵魂的革命化”。他还担任过军政委,身着军装对部队训话,“青年人要求恐怖统治。……你们渴望它,并将实现它!……一句话,恐怖与流血是一项道德义务,是美德!”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仅存一百三十三天。昆在危急中向列宁求救,却没有得到回应。一九一九年八月二日昆带着他的共和国人民委员坐火车逃到了维也纳。卢卡奇受命领导地下工作暂时留了下来,不久后也逃出布达佩斯,到了维也纳。

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年的大革命期间,卢卡奇写作了大量文章。其中有讲话、政论、政府文告和宣传讲演,它们涉及如下一些主题,“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策略”、“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精神生产的集中管理”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字全部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宣传,没有任何对这些主题的严肃的理论分析。以“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一文为例:

“只要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被压迫的、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阶级,它的敌人就会不断地攻击它的斗争哲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说它完全不顾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对于肤浅的批评者而言,这种指责或许是对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变化的根源都在于生产关系的改变。

……无情的阶级斗争将继续升级。现在已到最后时刻:彻底消灭资产阶级,……赤裸裸的、毫不容情的阶级斗争比之受压迫的时代将更为激烈,那时是被压迫者的自卫,今天是无产阶级反攻,要把被打倒了的敌人彻底消灭。……阶级斗争是一切行为的唯一原则。

而只要阶级斗争还在继续,新的道德原则就不适用,毫不留情的阶级斗争就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切行为的准则。……”(15

由此不难看出,卢卡奇绝对是一个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不仅仅是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而已。卢卡奇世纪初写下的这些句子与我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一模一样,使人既惊异于卢卡奇的坚强党性又感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

在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分析中,匈牙利籍自由主义作家OskJzi划分了三类革命家:第一类是列宁主义者,他们是政治阴谋家,这些人关心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昆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一些心理不平衡、神经不正常的人,他们渴望复仇,醉心于雅各宾专政的血腥。第三类是一些信奉宗教神秘主义的形而上学家,他们是德国唯心主义与道德严厉主义的奇特混合,他们认为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暴力是解救世界的唯一出路,卢卡奇属于这一类。一九一八年在“政治家作为一种职业”的演讲中,马克思·韦柏对这一类革命家有过生动的描述: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个关心精神世界的道德家突然变成了洞见千年王国(chiliastisch)(16)的先知。先前宣扬“以德报怨”,现在转而主张暴力─据说是能够消灭世间一切暴力的最后的暴力。他们是基督徒,可他们相信是魔鬼统治着世界。他们告诉我们,谁要参与政治,谁就是和魔鬼缔了约、和暴力结了盟,善善恶恶绝不是政治行为的原则;谁要不了解这一点,就不配搞政治。随后,韦柏语锋一转,历史并不是可以随便上下的邮递马车。韦柏没有点名,是不是指卢卡奇?后来人们得知,确实如此。

 

《历史与阶级意识》

 

马克思和列宁卢卡奇读得都不多,他鄙视粗俗的唯物主义。一九一八年革命期间,匈牙利共产主义者主要受到无政府工联主义影响,而第三国际的左翼极端主义者基本是在工联主义控制之下。对于列宁而言,这意味着对他的思想以及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的权威的挑战。在一九二○年发表的“共产主义者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毁灭性地抨击了这些人,作为当时匈共领导人的卢卡奇自然也在其中。这是卢卡奇知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产生的背景。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