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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学文加缪与萨特关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论战(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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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拉格与卡拉帕格群岛之间

─加缪与萨特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论战

 

─还学文─

 

像七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一样,今天法国的萨特、德国的海德格、法兰克福学派及左派知识分子,作为西方社会的批判者、先知,对华人知识界有着远比其他西方思想家更大的影响,而且迄今为止代表德国传统的左派知识分子仍然左右着德国社会的思想界。究竟如何全面地认识萨特和德国左派,今年七月十九日德国《时代周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重评加缪与萨特四十年前的一场论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促使我们反省对于萨特和德国左派思想的追随。

 

走运的萨特,背时的加缪

 

加缪一九五一年的论文“反叛的个人”,批评共产主义,引起了萨特强烈的反弹,这一场激烈的争论无可挽回地结束两个人之间的友谊。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却未能由此开始去反思共产主义,这一争论也因此被淡忘于历史之中。

消瘦的身材,老是一袭风衣,一位亨佛利鲍加(Humphrey Bogart,美国著名影星,电影《卡萨布兰卡》的男主角)式的人物,一位教科书上照例要提一笔的作家,一位青春期的心理顾问,能够为大块回忆文章提供一些思想深度,这就是加缪在当今德国的一幅封了尘的肖像。相反,长时期以来萨特在德国一直非常走运,人们总是把他的名字挂在嘴边。加缪则背运过时,虽然他也得过诺贝尔奖,而且在萨特之前(萨特获奖后,拒绝接受),他还是被无情地淹没于遗忘。

然而事情终于发生了转变。去年,在纪念萨特逝世十周年之际,巴黎的舞台和报章却重新发现了加缪!共和国需要圣者,安吉罗·雷那尔第,当代法兰西最优雅、最有个性的文学批评家写到,加缪就是这样一位圣者,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如同十大歌星的排名榜表达了现代音乐的发展,巴黎的当代名人册当然非常说明一个思想家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一迹象显示了时代和社会潮流的改变。只是巴黎的《文学》杂志仍然没有任何关于加缪的文字。

加缪重返法兰西并不奇怪。自新起的哲学家们反权威主义的攻势和领导潮流的左派们转向以来,公众论坛开始关注人权问题,而逐渐摆脱了追求人类乌托邦的色彩。共产主义的铁幕─柏林墙─倒了之后,东欧的知识分子们觉得与法国同行要比和德国同行更容易对话。哈威尔的“努力生活在真实之中”更接近于加缪的“反叛”而不是萨特的“革命”,加缪一九五八年在他的《笔记》中写到,“真实是唯一欢乐而充满生气的力量,热爱真实的人是不会衰老的”。他的思想在理论上或许还显得薄弱,但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它都表明自己是面向现实的。今天,只是在德国萨特拥有相当数量的追随者。

 

{@CenterLine@WordWidth=64@WordHeight=64@JianSongTi@Bold“反叛的个人”论战的开始}

 

加缪和萨特的这一场论战暴发于冷战的年代,一九四七年时严重的意见分歧就已经损害了两个人的关系。战后,斯大林在东欧迅速地扶植起它的卫星政府,建立共产主义阵营对抗西方民主。这个时候萨特默许梅洛庞蒂在他主持的《当代》(LesTempsModernes)杂志上猛烈抨击克斯特勒(ArthurKoestler)反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尤里和警长”,愤怒之下加缪在编辑会议上拂袖而去。由“反叛的个人”引起的论战终于导致两个人在一九五二年彻底决裂,直到一九六○年加缪因车祸而死,两个人再没有任何往来,而且时至今日,《当代》杂志一直对加缪实行封锁。

战后的年代里,萨特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一九四九年他在《战斗》(Combat)报上针对卢卡奇在“存在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直接辩护士”一文中对他的指责断然地反驳道,卢卡奇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当时巴黎知识界的整个大气候也是如此。逃亡的苏联外交官克拉夫琴科(Krawtschenko)当时在巴黎发表文章披露他在党内斗争和古拉格集中营的经历,而巴黎大多数知识分子却都断然否认苏联有集中营存在。文艺批评家、共产主义者、毕加索的朋友彼埃尔·戴克(Pierre Daix)甚至声称,集中营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苏联的荣耀”。

萨特以他的声望和积极参与助长了这种头脑发热。一九五二年在系列论文“共产主义者与和平”中,萨特就声称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必要的代言人。然而就是这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昨天还咒骂他的思想是令人作呕的、臭不可闻的垃圾(见苏联《真理报》1947.2.24),把这位拥护共产党的思想家说成是舞文弄墨的泼妇。朝鲜战争之初萨特还在寻求第三条道路,而此刻却投入工人阶级政党的怀抱,到底是什么促成了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这一转变呢?真的是因为五二年五月巴黎警察野蛮地镇压反美示威游行?或是因为巴黎对一个共产党议员的闹剧式的逮捕侵犯了议员豁免权?还是因为对海员亨利·马丁的政治化审判(他因抗议印度支那战争被判五年徒刑)?当然不是,西班牙内战萨特并没有亲身参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刻中他才加入法国的抵抗组织,五二年的巴黎事件时他远在威尼斯,因此很难说萨特对共产主义的热情是冷战的反共气氛使然。

论战的导火索是加缪1951年秋发表的文章“反叛的个人”。文中加缪发展了他九年以前在其著名论文“西西弗斯神话”中就已表达的思想:以前的问题是“自杀”,鉴于在抵抗运动时期的经历以及战后苏联的斯大林恐怖主义,他认为当前的问题是“谋杀”。他说,“在可以说‘不’的时代,澄清‘自杀’的问题是有益的;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人们则必须面对‘谋杀’。……每一个清晨,都有乔妆打扮的杀人犯悄悄潜入牢房。‘谋杀’是当前最大的问题”。文章是散文诗一般的,充满了激情,语言是简明而铿锵有力的现代风格。

文章刊出后,萨特授意法兰西斯·让森(Francis Jeanson)在他主持的《当代》杂志上撰文抨击加缪。在让森的恶意攻击出笼之前,萨特事先约见了加缪。对这次会面和整个事情的经过,西蒙娜·德波娃有详尽的描述(见《往事》)。她写到:一开始萨特就警告加缪,这次谈话是不公开的。加缪听了感到非常意外,而且十分反感。让森自己原本无意攻击加缪,鉴于萨特再三促请,最后他同意出面写文章批评加缪。他保证他会非常小心、委婉地谈,可谈起来他就不由自主了。虽然萨特坚持作了一些调和,德波娃写到,但他毕竟不能实行新闻检查呀!文章刊出后,加缪撇开让森,直接公开致信给授意并决定刊登这篇文章的萨特,称他为“尊敬的编者”,萨特则在同一期作答。加缪抗议萨特们的行径,“你们不是在评论一种思想的真、伪、对、错,而只看它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并不管他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萨特冠冕堂皇地反驳道,“当然啦加缪,我和你一样觉得这种现象不能容忍,我不能容忍资产阶级新闻界日复一日的这种作法”。

 

 

一个要求正义,一个要求入党

 

这一场论战在理论上涉及的是共产主义乌托邦。

加缪指出:《当代》杂志真正感兴趣的是论证历史的终极目的,而“反叛的个人”则是要表明:只有假定历史真的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才能说明共产主义革命在过去和未来所要求的种种牺牲是正当的;然而历史现实表明,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运动其实完全是随意的,因此彻底排除了它所预订的历史的幸福结局的可能性。

萨特反唇相击:加先生,您追问历史自身到底有无某种意义和目的,恰恰是这个提问本身,我认为毫无意义。因为撇开创造它的个人,历史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既不能说它有目的,也不能说它没有目的。问题不在于认识历史的目的,而是要赋予它以目的。再说,人们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未来的希望而行动,这些行动本身决不会没有道理,举例说,突尼斯的革命是为了反对殖民主义者。当您说这个世界不公正时,您就已经错了,加先生。因为您是在局外,以一个没有内容的正义去衡量一个没有正义的世界。对于我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受压迫的奴隶们,那就是加入共产党。要想在战斗中带领人们,首先必须加入他们的行列。萨特接着还讥笑加缪自相矛盾:您指责欧洲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没有公开谴责苏联;可您又指责欧洲国家的政府,因为他们竟然同意佛朗哥独裁的西班牙进入联合国。依我看,加先生,这个世界上您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卡拉帕格斯群岛(南美爱克瓦多的一处死火山群岛,现被辟为自然保护区)。

是的,在联合国接纳了佛朗哥的西班牙之后,加缪立即宣布退出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而在同一时间萨特宣布加入共产党。前者要求正义,后者要求加入党。加缪主张对于历史现实的反抗,他想到的是年俄国一九零五年的起义,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即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萨特则号召顺应时势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和“工人阶级的政党”。加缪并不自以为是领导潮流的思想家而昧于自己的良知,他只能承认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一种不会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罪恶缄默的马克思主义;而萨特却一心想成为创造历史意义的大人物。加缪一贯反对那种先知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阶级斗争相联系的人间天堂的神话。他反问:“如果个人并没有一个能够作为他价值原则的终极目的,人类历史如何能预先有这样一种现实的意义?如果历史真的有这样一种意义,为什么历史中的个人并不以它为自己的终极目的?但是如果个人真的以它为自己的终极目的,他们又如何能处于您所说的那样一种痛苦的、无休无止的自由之中呢?”萨特回避了这个问题,他重申,谁要加入斗争的行列,他就必预先认可许多东西;他争辩,不仅共产主义的追随者这样,任何一种乌托邦的拥护者都是如此。

 

四十年后历史作出了公正的判断

 

在揭露萨特在这场论战中不光彩的手段时,加缪从未直接提及让森的名字,只说是萨特的合作者;而萨特的作法就非常过分了。他不仅攻击加缪的思想,而且辱骂思想者个人。

他说,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您的信写得太客气了,可能因为您过去是穷人,可今天不一样了,您也是布尔乔亚,跟我和让森一样。萨特很清楚,加缪并不讳言他的贫民出身:他在阿尔及尔贫民区度过了青年时代,他所热爱和崇拜的母亲是西班牙人,一个目不识丁的清洁女工。讥笑加缪的出身和萨特自诩的自由思想并不协调,这些恶毒的话语中透出他一种怨恨,作者希望借此提示人们:萨特,著名的阿尔伯特·史威慈的侄儿,在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是个“布尔乔亚”。而他这个布尔乔亚,转向了共产主义。这里多少也泄漏了萨特一九六四年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动机:一九五七年,被他击败了的论敌加缪早他七年荣获并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抛开争论,而致力于攻击对手个人,“尊敬的加缪,靠着外部事件的滋养,您曾经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四四年时您还有未来,而五二年的今天您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过去您把自己的德行膨胀为一种唯道德主义,今天您又将之弄成文学,说不定明天就要宣布它为不朽。”萨特深谙如何中伤对手,“加先生,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时候您拿自己的话当真,什么时候它们是轻佻的戏言。要是您一时糊涂,要是您的著作不过表明您哲学上的无知,要是您的思想不过是匆忙中东拼西凑的二手货,……我真不敢请您参阅《存在与虚无》的书目,它们对于您可能的确太深奥了,而您又害怕思想的艰深”。这才是典型的阶级审判。萨特,巴黎有钱人子弟学校的毕业生讥笑加缪,阿尔及尔的自学者。然而就是这同一个萨特,一九四四年还说加缪是自己的榜样,一九五二年却要把送加缪去读他的存在主义“小学”。

如萨特的传记作者Annie Cohen-Solal所说,这种精神上的谋杀可能具有心理上和金钱上的双重动机。在战后的法国,萨特与加缪两个人雄踞于同一文学领域,从小说、戏剧到政论两个人一样成就辉煌,两个人受着同一个出版社Galinard“关照”,被同一圈朋友所推崇,与同一群敌手较量。而经过这一场论战萨特成功地把加缪排挤了出去。

然而这一场论战,倒不完全像Annie Cohen-Solal所说,不过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蹩脚新闻中两个阴郁的毕达格拉斯主义者的亮相,一出昙花一现的肥皂剧,以萨特对加缪的放逐和加缪永远地消失于黎而告终。当共产主义在苏联瓦解、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山穷水尽之时,这一场论战今天重新获得了它的意义,值得提出来重新思考。萨特真的是什么政治领袖,而加缪不过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一个萨特所说的“好心人共和国的原告”?!不,萨特对加缪的指责今天恰恰被证明是加缪的预见:例如,越南共产党难道不真的既是奴隶又是主子,既是殖民主义的牺牲者又是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吗?加缪四十年前在“反叛的个人”中揭露的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谋杀,难道不被证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吗?今天看起来加缪不是显然比萨特更能透过令人迷惑的假象而接近历史的真实吗?一方面共产主义为历史事先预定了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以阶级斗争强行停止了辩证法─作为“历史规律”─向美好明天的运动,难道这不正说明加缪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恰恰是正确的吗?

在抨击加缪时萨特虽然也讲到人,但他讲的是团体和阶级、是矿山工人和布尔乔亚,并不是个人。加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萨特这个“忏悔的资产阶级”的矛盾,“每一个拼命想要为其出身赎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他们不惜以自相矛盾、以强奸自己的良知为代价。在我们当前的事例中,这个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激情地鼓吹与其主张的存在主义完全不相容的共产主义”。尽管如此,萨特那篇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与和平”还是未能通过共产党的文化检查,在东欧它一直没有得以发表。

像热情地辩护共产主义一样,萨特一直引以自豪地强调: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仅仅是表明马克思主义在若干方面与自己观点的一致,并且他是根据自己的原则,而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直到今天,这一直是许多萨特追随者的自我安慰。然而与加缪的论战却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个人的原则对于萨特是多么微不足道,他是多么轻易地为了人类而牺牲了个人,理直气壮地让个人屈从于某种据说是更高的利益和让位于一个据说是更美好的明天。

不错,萨特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只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一方面批评“古拉格群岛”,一方面却坚定地保持着他对共产主义尼伯龙根式的忠诚。然而正是这种态度是更有害的。萨特号召革命,然而他的革命号召止于共产主义的铁幕。与此相反,加缪早在冷战的年代里就表现了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他清醒地反对臆造历史意义的危险作法,事实表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残酷及其无可挽回的失败均在于此。他反对萨特所谓两个阵营的理论,公开批评共产主义。今日的事实表明,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右派”凯旋。

然而这一切的代价毕竟太高了。但即使时过半个世纪,即使共产主义已经失败,萨特的追随者们还是不情愿承认加缪是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已经走入坟墓,于是有人又提出:一种乌托邦无论如何是必要的,虽说暂时还无法确定它的新内容,可是没有乌托邦的精神,没有它的引导,生命就是虚无!这种对于乌托邦的呼唤透出某种恐惧,害怕关于个人自由与人类终极目的的讨论在被萨特中断了的地方再度展开和继续下去。

 

一九九一年八月于德国埃森

 

(本文发表于《当代》,台北,第66期,1991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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